“我们是各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们是中国真正的主人。汉、满、蒙、回、藏、苗、彝，亲密团结在一起……”这是延安民族学院的校歌。这些音符，唱出了民族地区各族儿女内心的情感，也成为我们民族基因里的红色印记。

　　1937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迁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大批爱国青年、革命者冲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奔赴延安，他们在延安民族学院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

　　在内蒙古博物院解放之路展厅陈列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货郎担，它见证了贾力更烈士乔装成“货郎”，护送蒙古族、汉族革命青年赴延安民族学院的动人故事。

　　创办民族学院  倡导民族团结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口号提出后，全国各地各民族青少年纷纷奔赴延安。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绥蒙地区抗日形势日趋严峻，培养一批熟悉本地区情况的民族干部，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39年至1941年，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动员选派100余名蒙汉青少年到延安学习，年龄最小的云照光只有10岁。”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云小青指着陈列柜里的货郎担介绍，“贾力更烈士在归绥城郊开了个杂货店，经常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出入乡村，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他就是挑着这副货郎担护送革命青年去延安的。”

　　资料显示，这副货郎担由箱，货筐，货郎鼓，垫架，盖簾，扁担组成。扁担长209厘米，宽5.3厘米；货筐口径45厘米，高26厘米；箱长48厘米，宽35厘米，高40厘米。

　　1939年7月，在贾力更、张禄的带领下，布赫、奇峻山、云照光、云晨光、云成烈、李文精、朱玉珊、李永年、云世英、巴增秀、云曙碧、张玉庆等22名蒙古族青少年踏上了去往延安的征途。他们打扮成农民模样，挑着货郎担，以打短工为名，向黄河边进发，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每个人的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在经过米脂、绥德之后，终于到达了红色圣地——延安。

　　中共西北工委很重视这批蒙古族学生，把他们集中编成蒙古青年第55队，送往陕北公学参加学习。

　　1939—1941年间，贾力更烈士先后选送了三批蒙古族青年赴延安学习，为培养民族干部做出了贡献。1941年3月，贾力更奉调带领一批青年赴延安学习。19日，行至绥西张启明沟时与敌遭遇，突围时不幸牺牲，时年34岁。

　　这副货郎担，担起了贾力更烈士在革命道路上的初心使命，担起了培养民族干部的希望。

　　1940年陕北公学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队，1941年6月又成立民族部，这就是延安民族学院的前身。随着少数民族学员不断增加，成立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学校的行动开始酝酿。

　　“为加强党的领导及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年成立。”云小青研究员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194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北公学的基础上，把中央党校民族班、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学员集中起来，创办了第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民族学院，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兼任，乌兰夫任教育处处长。入校学习的蒙古族、回族、藏族、彝族、苗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共200多名，其中蒙古族学员占40%，是延安民族学院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弘扬红色传统  培养革命火种

　　英雄虽已牺牲，然而承载在货郎担里的希望火种和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代代相传。

　　我国著名法学家王仲方20岁时到延安民族学院执教，学校里没有统一教材，王仲方就根据学生的情况、文化程度自己编著教材。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学生因为来的地方不同，各个学生文化程度也不一样，在这个情况下，组织教学还是挺不容易的。”

　　王仲方从各种课本里面、从党的文件里面、报纸里面甄选出一些适当的材料，自己刻钢板，再油印出来，供学生们学习。《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的抗日十大纲领》……都曾经是他们的学习材料。

　　曾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的宗群1958年在《中国民族》撰文《回忆延安民族学院》记载：“学院的教学组织是以班为进行教学的单位。每班设主任教员一人，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他们的职责除了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外还做联系各科教师的工作。各个班基本上是根据学生的汉语文程度组成的。多数是各民族的混合班……各班的教学计划是根据学生们的具体情况制订的。课程主要是文化课和政治课，有：汉语文、数学、史地、政治和时事等课。各班文化课的多少和他们的文化水平成反比。为了发展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蒙古族学生还要学习蒙语文，藏族学生要学习藏语文。此外，还有不定期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每一名学生对民族关系都有了崭新的认知。

　　此外，生产劳动也是延安民族学院的一门“必修课”。《回忆延安民族学院》记载：“有的到几十里路以外的山上去开荒种地；有的参加季节性的锄草、送粪；为了冬季取暖有的去到山林里伐木烧炭，有时会遇上野猪和黄羊，有时会听到豹吼和狼嚎。也有的从事纺棉线或纺毛线，而且有些人还能纺头等线。有的学会了打窑洞，就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进行打窑洞的生产，大约用十天到半个多月的工夫，他们就可以打成一孔冬暖夏凉的窑洞了。还有的参加集体种菜，同时个人种菜。义务的集体种菜劳动，所得的收益归集体所有，个人种菜的收益则归个人所有。每当收获蔬菜的季节，生产的南瓜、西杠柿等大有吃不胜吃之慨。这样就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

　　云小青研究员说：“民族学院从1941年创办到1948年结束，历时7年。随着战争形势的需要，从延安迁址定边、城川，转战陕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保持民族平等、团结友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校风，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民族学院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民族干部。”

　　传承红色基因  庚续精神血脉

　　定边是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站，由于党在定边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及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1944年5月民族学院迁址定边。为使少数民族学生直接融入民族地区锻炼，1945年3月民族学院由定边搬迁到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鄂托克旗（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沿袭民族学院建制，改称城川民族学院。

　　随着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从民族学院抽调一批干部和学员前往绥蒙地区和陕甘宁地区工作，高年级的学生们纷纷离开延安民族学院，他们要到抗战前线去，到群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抗战胜利后，延安民族学院部分师生，返回内蒙古地区开展自治运动，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做出了贡献。

　　延安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曾经，他们青春似火，怀揣着希望和信仰播撒革命的火种，如今，在他们曾经挥洒血汗的土地上，红色基因已经深深扎根。2002年，城川民族学院旧址上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2017年，又在原址恢复建立了城川民族干部学院。如今，“红色课堂”“红色体验”“红色活动”“红色经历”正在城川纪念馆、城川民族干部学院如火如荼地开展。

　　“新时代，城川纪念馆、城川民族干部学院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把学院办成民族干部党性教育的基地，办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地。”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孙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击鼓催征，我们听到了踏上新征程的号角。

　　“……今天是各民族学习的伙伴，明天是革命中战斗的先锋。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高举起民族革命的旗帜。迈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团结的新中国！”延安民族学院校歌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共创未来。今天，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激励下，我们肩上的“货郎担”担起的不仅仅是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初心，更担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