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塞交错 融起北疆

　　朔风中的阴山，像一座青铜屏风屹立在祖国北疆。

　　达巴图古城，静静地伫立在狼山（阴山西段）脚下。不远处，逶迤的长城和耸立的烽火台，交相辉映，诉说着这座古城的过往。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

　　站在黄河故道乌加河旁仰望高阙塞及两旁的沟壑和山体，仿佛与郦道元的身影有了重叠。

　　据乌拉特后旗文化学者霍建国介绍，高阙塞（达巴图古城）是第五批国保单位，处于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达巴图沟和查干沟之间的台地断崖上。古城由南北两个小城组成——北城为战国时期所筑，南城为汉代所扩筑。2007年至2009年，经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等国内一大批历史考古学家认证，确定为高阙塞遗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海认为，关于战国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民族交融的记载，始于高阙塞。

　　查阅《史记·匈奴列传》，确有：“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可见，胡服骑射的融合之风，早在2300年前，便拉开了河套地区民族交融的序章。

　　沿着阴山脚下的柏油路，向西15公里便进入了磴口县界内，更有故事的一处遗址就在眼前了。

　　雨过天晴后的鸡鹿塞，丰满而宁静。

　　沿着马道登上城墙，耳边风声呼呼作响，顺着阴山哈隆格乃沟口向南北极目远眺，时间仿佛回到了公元前120年左右，汉武帝派人在连接中原与漠北最便捷的通道——哈隆格乃沟高地上修建了鸡鹿塞。

　　鸡鹿塞之名甚旺，其缘由是此处与昭君出塞、胡汉和亲有关。

　　磴口县文物保护中心研究馆员王浩介绍，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赴长安，汉元帝将王昭君以公主身份赐予他为妻。至于两人相伴出塞是否途经鸡鹿塞或在此居住过，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按照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入长安“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路线看，途经鸡鹿塞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说昭君出塞是政治事件的话，那距鸡鹿塞西南50多公里外的三封、窳浑、临戎古城里发生的民族融合故事就更加具化了。

　　三封、窳浑、临戎三城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修筑的，隶属朔方郡。

　　1992年至1993年，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联合发掘了乌兰布和沙漠中的纳林套海、包尔陶勒盖、沙金套海和补降淖4批共132座墓葬，所葬之人均系三封、窳浑、临戎三座古城的居民，随葬品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成套的井、仓、灶，农耕生活气息浓厚。

　　“这些居民均来自中原地区。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是秦汉时期河套地区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 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研究员胡延春说。

　　翻阅有关历史文献发现，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移民形式既有政府进行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实边，也有被征调的全国各地青壮年军人的远征戍守或留中；既有匈奴人作为战俘或自愿投汉而南下汉朝边郡，也有汉人越过长城进入北方匈奴驻地谋生。

　　《汉书·地理志》所言：“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可见，当时河套地区的移民来源之广泛。

　　据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分析：河套地区的汉墓遗存，作为汉代大一统格局中的一部分，其共性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如墓葬的基本形制和发展演变规律，铜器的主要器型和陶器的基本组合等，都与河南、山东、陕西等中原和关中地区保持着较大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殉牲、随葬铜车马具明器和普遍出土胡人俑的情况，显示了边郡地区鲜明的地域色彩。此外，这批墓葬中出土了三把完整的骨尺，表明当时的河套地区商贸往来频繁。

　　山河相依 融风浩荡

　　行走在河套，千年风韵随处可见，历史脉动触手可及。

　　望黄河帆影，听长城雄风，逝去的风景，一米接着一米，一年连着一年，构成了河套平原古老文明最直观的年轮。

　　内蒙古师范大学北疆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志等主编的《巴彦淖尔文化遗产》（文物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显示，只隋唐时期，巴彦淖尔地区发现的遗存就多达70余处，分布于磴口县、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等地区。

　　当然，在唐朝之前，有一处遗址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沃野镇故城。沃野镇建于449年，是北魏六镇之一，居于六镇之最西，有北魏第一镇的称誉，对中国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北魏六镇起义就发生在此地。

　　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率先在沃野镇起义。义军先破沃野杀镇将，后又围武川，攻怀朔。起义前后长达6年，人数曾达百万，拉开了有唐一代、胡汉一家的前奏。

　　出沃野镇向北60多公里，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奋斗村奋斗二队东南300米，有一处古城遗址，地处河套平原，南临黄河，名唤奋斗古城，城址内现已辟为农田。

　　自上世纪80年代城址发现至今，经许多学者调查考证，确定该城址年代为唐代。

　　《新唐书》等史料记载，唐王朝建立后，为了抗击突厥，在今内蒙古地区的黄河以北、阴山以南兴修了3座受降城，作为屯兵驻守的据点。

　　陈永志等专家考证，奋斗古城就是景龙二年（708年）张仁愿建造的唐代西受降城及安北都护府治所。奋斗古城居交通要道，与中受降城相距四百余里，首尾可互相照应。在和平时期，西受降城成为唐王朝与西北各族贸易的重要口岸，作为互市重地。

　　隋唐时期巴彦淖尔南部为隋唐管辖，北部是突厥等民族政权势力范围，故南北区域文化面貌呈“差异化统一”的态势。

　　站在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巴音淖尔嘎查达拉盖沟东沟谷两侧台坡上，北望，草原茫茫，戈壁上的牛羊忽隐忽现；向南回头，杭锦后旗农田连绵，阡陌纵横。这里是连接杭锦后旗与乌拉特后旗北部草原的南北通道，有一处遗址，静静地在此守望了上千年，名曰达拉盖沟墓群遗址。

　　当时的考古影像显示，达拉盖沟墓群墓葬排列有序，石圈边框整齐，圈中间填充自然石块和沙土，为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埋葬方式。墓群的主体年代为隋唐时期，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遗存。

　　唐宋时期的河套地区，除民族交融之外，那些闪光的诗句也曾滋养着这片土地。

　　到五原县的街头走一走，灯箱上，墙壁上，五颜六色的室外大屏上，高耸的城市形象柱上，均能看到“中华诗词之乡”字眼。

　　诗意，在五原的每个角落流淌。

　　站在翠柳下，不禁吟唱“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边词》唐·张敬忠）；走在河套腹地，又能想起“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发白马》唐·李白）；秋风拂面，总会浮现“五原草枯苜蓿空，青海萧萧风卷蓬。草罢捷书重上马，却从銮驾下辽东”（《秋声》宋·陆游）……

　　五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建军曾统计过，千余年来，有关五原的诗词就不下100首。

　　谁曾想到，唐的奔放，宋的缠绵，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河套地区，诗与远方，就这样巧妙地连接在一起。

　　和合共生 融古拓今

　　许倬云先生在其所著的《万古江河》一书中提到：“南北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经常接触，也不断抗衡，其引发的刺激，遂可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最后却又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融合为一个内容丰富的复杂文化系统。”

　　经过千余年的积累，明清以来，处于南北文化对冲区域的河套各族人民把这一强大的文化动能发挥到了极致。

　　人口的频繁流动，是这一时期民族和文化融合最突出的特征。

　　乌拉特部西迁，是内蒙古民族迁徙史上的大事件。这一迁，断断续续历经17载，行程3000里。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郝志成、白音查干等学者，对乌拉特部迁徙有过较深入的研究考证。

　　乌拉特部，原系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尔第十五世孙布尔海创建的一个部落，明代晚期游牧于呼伦贝尔草原。自1633年起归附后金，多次随清军征战。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蒙古6盟24部49旗的拥戴下登汗位。乌拉特部近万人随着科尔沁部南下，从呼伦贝尔逐渐移牧至西拉木伦河一带。

　　清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为奖励军功，巩固边疆，将其分编为乌拉特前、中、后三旗，并赐牧地于河套北部阴山西段的乌拉山南北草原驻牧守边。

　　乌拉特部分两路西迁，军队一路从盛京（沈阳）出发，老营眷属一路从呼伦贝尔草原出发，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于1649年末至1650年初陆续到达驻地，形成了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最初的模样。

　　这一时期，巴彦淖尔的民族奔赴是多向的。

　　清初至1937年，长城两边合为一家延续近300年，蔚为壮观的人口大迁移——“走西口”登上了历史舞台。

　　据《巴彦淖尔盟志》等文献记载，河套地区历史上的“走西口”活动，出现了三个高潮。

　　——明末到清咸丰年间，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蒙属地区的封锁，使一部分晋陕汉族人在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租种权，由过去的“雁行”发展到在河套定居，形成了“走西口”的第一个高潮。

　　——从光绪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为第二个移民高潮阶段。清末的“贻谷放垦”和民国时期的“移民实边”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口里”人到“口外”农耕的热情。仅1925年山东省108个县每县迁移10人共1000多贫苦农民移居后套，在永济渠东西两岸建起8个新村，以“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字命名。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0年为第三个移民高潮期，这一时期“口里”大旱，除晋陕人外，还有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的灾民。从东南进入河套的则多为河曲、保德、偏关三县人。据史料记载，保德县每年走“口外”的人约在三四千人，河曲县和偏关县各为4000余人和3000余人。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河套地区从四面八方到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带着老家的风俗习惯，在套里生了根。

　　如今，在河套的版图中，和合汇融之象，如繁星遍布。民间戏曲，便是在蒙汉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了晋陕一带的民间歌舞发展而成；民国以来的河套方言，又是以山西、陕西话为基础……

　　出生于巴彦淖尔的王敏，现在是河套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她经常把二人台唱词中蒙汉结合的表达手法讲给学生们听：“如今的生活真不赖，又有肉，又有菜，营养全面不缺钙，生活袅成个虎卜亥”“一见面就拉住哥哥的手，开口先说一声赛白奴”。

　　“再比如口语中的‘哨’和‘站’字，均来源于蒙古语。在以前用牛马作为生产工具时，车夫连说几声‘哨’，牛马就会往后倒。而‘站’字，在元以前的行文中，均称作‘驿’。元以后，不管是官方和民间，多用作‘站’，一直至今。”王敏说。

　　千秋河套，城阙万朵。天地无语，时空有言，是的——

　　河套，就是由山河连接而成的华夏驿站，一头连着中原，一头连着草原。

　　河套，也是农牧交错中描摹出的一幅和谐图景，一半画着耕牛，一半画着牧马。

　　河套，更是一个华夏各族儿女的大熔炉，容得下你我，放得下四方。

　　河套是一片福地，千年融风吹，新时代的巴彦淖尔正拔节向上，踔厉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