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供）其乏困。” 又《左传·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这两处的“行李”，杜预皆注释曰：“行李，使人也。”意思是行使之人。宋代的马永卿考证说：“古之李字，从山下人、人下子，作岑，后乃转作李也。”清代学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说：“李假借为理，实为吏。” 原来，“李”字和“岑”“吏”有渊源，“行李”指人就不难理解了。到了汉代，“行李”还被引申为“行旅”之意。蔡琰《胡笳十八拍》有云：“追思往日兮行李难。” 可见，“行李”一词在春秋至两汉时代，其含义纯粹指“人”，而没有涉及到“物”。

　　从唐代开始，“行李”一词有指人和指物的双重用法。一方面，它被用来指称官府的导从之人。高适送别友人诗“立谈多感激，行李即严凝”“行李多光辉，札翰忽相鲜”，以及张说诗“柏台简行李，兰殿锡朝衣”，句中的行李都是指导从之人。那么，为什么要用“行李”来指代官府的导从之人呢？明代学者顾炎武推测说：“唐时谓官府导从之人曰行李……岂其不敢称卤簿（帝王外出时的仪仗队）而别为是名耶？”另一方面，“行李”已开始用来指出行时所带的衣装。白居易题赠李卢二中丞诗云：“闻君每来去，矻矻事行李。”这是“行李”一词从“行人”过渡到“行装”的开端。

　　汉唐以后，“行李”开始指行旅，有时也指行旅之人。杜甫《赠苏四徯》：“别离已五年，尚在行李中。”这里的“行李” 指行旅。元人傅若金《送张秀才北上时将赴海》“身逐征帆赴海涯，道逢行李问京华”，以及惕微《光复汤邑小史》“舟行两日，遂抵兰溪，行李往还，此为通道”，这里的“行李”则指行旅之人。

　　宋代基本上因袭唐代的“双重”用法，但似乎更倾向于用来指称行装。苏轼《与程德孺运使书》云：“约程四月末间到真州，当遣儿子迈往宜兴取行李。”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早晚即行，试遣人往求之，时行李已出房。”尽管这时把行装称为行李已很普遍，但仍然还有争议。宋代文人马永卿认为：“今人以行李为随行之物，失之远矣。”他对用“行李”指物抱有成见。而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说：“盖人将有行，必先治装，如孟子之言治任，郑当时之言治行，皆治装之意……今以行李名装，何为不可？”这一说法顺应了“行李”词义的发展趋势，也为“行李”指代行装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朝起，“行李”开始演变为出门旅行所携带的东西，这个义项就此固定下来，直到今天。（据《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