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最早记录“剃头伤舅舅”的时间不在正月，而在五月，且仅限端午节这一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汉代禁忌：“五月盖屋，令人头秃”

　　五月初五端午节。端，开端、首个。秦朝避始皇帝嬴政名讳，将岁首正月称为端月；午指五，五、午音同。历法一月建寅，排至五月是为建午之月，端午因此也称重午或重五。

　　《后汉书》所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为门饰，以难止恶气”，已见端午节的端倪；晋代周处《阳羡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书中与端午节名称一并记载下来，还有节日代表食品“一名粽，一名角黍”“以菰叶裹黏米”“盖取阴阳包裹未散之象”，言及阴阳五行学说赋予节日的岁时含义。

　　这部古代风俗史重要文献的记载，已涉及后世端午习俗的大体内容：“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采艾悬于户上，踏百草，竞渡。是月俗多禁，忌盖屋及暴荐席。”丝、缕、索，这一类带状物，多种名称表示古人赋予端午的多样期待；蒲剑艾虎，斗草采药，竞渡龙舟，后世端午诸多讲究此时也大体具备。

　　至于“俗多禁”，如“忌盖屋”，汉代《风俗通义》记俗信：“五月盖屋，令人头秃。”盖屋，并非指建造房屋，而说的是以茅草覆盖屋顶。屋上茅草与头顶毛发，是不是存在类比想象的空间？既然这想象空间，和“恶月”“恶日”有着扯不断的关联，那么，“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于父母”之说，衍为“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再衍出“不剃头，恐妨舅”之说，便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民俗的共享或迁移  “不剃头”并非孤例

　　明末清初文学家孔尚任《节序同风录》一书，《端午》标题下兼收这三者：一、“是日生子者不吉，束一木或荆条，于堂斩断五六尺许，祝曰‘如是止，勿张抵户’，则儿易育，不妨父母”，涉及对“不吉”的禳解。二、“忌盖屋，犯者头秃”。三、“不剃头，恐妨舅”。乾隆年间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以艾叶贴牖，谓之解厄。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二书所列，均含“不剃头”，潘荣陛点出这些禁忌出于“恶五月”之说。

　　原本“五月不剃头，恐妨舅氏”，怎么就成了“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

　　来做三段引文的对比——

　　一、清乾隆年间《帝京岁时纪胜》，前曾引：“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

　　二、同是《帝京岁时纪胜》：“正月不迁居，不糊窗槅，为‘善正月’。”

　　三、河南栾川、鲁山等地风俗，如《鲁山史话》：“正月不剃头，不迁居，不糊窗，不口角，称‘善正月’。”

　　夏至、冬至是一对至关重要的节气，形如双璧，在岁时框架的构成方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对称特征。夏至成就了端午，冬至曾经的岁首位置让给了春节（春节是辛亥革命后的名称），文化的积淀都还在。通观传统节日，容量丰，且视野广大者，首推迎春过大年，其次应该即是端午了。既然两个节日有些内容是重合的，起由端午的五月“不剃头”，移至春节正月禁忌，似乎并没有多少沟沟坎坎。

　　岁时节日之间，民俗事象的共享或迁移，“不剃头”并非孤例。就说以葫芦造型为端午民俗符号，宋代《岁时广记》已见记载。清乾隆《帝京岁时纪胜》，五月朔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光绪《津门杂记》，五月端午，有龙船戏，比户贴葫芦门符。贴葫芦又是迎春风俗。乾隆《直隶遵化州志》，除夕剪红纸葫芦贴于牖户，曰拒瘟。民国《丰润县志》，除夕贴春联、葫芦于户牖。春日里，曾在白洋淀边同口镇、鄚州古城旅行，所见家家门上贴着红纸剪成的春葫芦。夏贴葫芦、春贴葫芦，是春葫芦因循了夏葫芦，还是夏葫芦借鉴了春葫芦，若要厘清，也需下一番功夫。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