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过节，源于汉代。《汉书》不仅有“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的记载，《汉书·武帝纪》还说，汉武帝在冬至这天，“立泰畤于甘泉”，早上拜日、晚上拜月。《后汉书·志·礼仪》中明确交代，汉代全国已放“冬至假三天”。至魏晋南北朝，“冬至”演变为区域性节日，老百姓用“绣日长一线”及“献履贡袜”等方式庆贺“冬”。明张岱《夜航船》卷一“冬”篇谓：“魏晋宫中女工刺绣，以线揆日长短，冬至后比常添一线之功。故曰日长一线。”曹植《冬至献袜履颂表》云：“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表明冬至献袜履为的是“迎福践长”，冬至穿上新鞋袜，踩踏日影上，纳受阳气，便可迎福除秽。

　　到唐朝，冬至的地位提升至春节一样的高度，《唐六典》“吏部郎中”条云：“元正日、冬至日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当日，朝廷举办盛大宴会，文人墨客诗会冬至更空前，纷纷写诗作词称颂阳气回升，杜甫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让人在寒冬感到温暖，白居易的“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使人体会“每逢佳节倍思亲”，唐末诗人韩渥的“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叫人看到春天来临。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宋代，便将冬至开发成“消费节”“狂欢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谓：“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偏于一隅的南宋更是将冬至做成“馄饨节”。宋词中的“冬至”要么“一阳萌生从此日”，要么“阴伏阳升淑气回”，要么“一点青阳，早梅初识春风面”，普通百姓除穿新衣、享美食、祭祀先人等，还传唱《数九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还专门写下《冬至日作》：“似闻钱重薪炭轻，今年九九不难数。”

　　明清时期的冬至，京津地区的民间流行贴绘“九九消寒图”。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条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清富察敦崇史料笔记《燕京岁时记》还介绍了《消寒图》具体涂法：“上阴下晴雪当中，左风右雨要分清，八十一全点尽，春回大地草青青。”

　　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关键节点，当日阴气虽处于最高值，却也是阳气萌生之始，正所谓“不贺其盛而贺其发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义也”。在最寒冷季节营造新期待的心境，进而带来一种共同的感受，阳生春来，温暖的阳光终会普照大地。（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