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中国足协一纸通知，“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改革拉开帷幕。俱乐部名称易改，难以改掉的是“企业联赛”的实质。

　　多位足球界人士表示，很多企业投资俱乐部除了期望广告效应外，同时也是为了从当地政府获得“对价回报”（如商业和土地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一旦母公司无法获得预期回报或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俱乐部就将成为牺牲品。

　　过于依赖母公司注资，使得职业联赛出现了“股东借债”的现象——即母公司每年以借款形式将资金注入俱乐部，与俱乐部形成债务关系。据了解，各级联赛有多家俱乐部都以此模式运营，一旦母公司无法继续注资，俱乐部多则背负数十亿债务，难以引入新股东。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极不健康的运营模式。

　　中国足协权威人士认为，股东债务已成为未来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一大阻碍。“股东债务实际是俱乐部经营亏损，不可能让新股东进来承担。这涉及到资产如何评估的问题，如果一刀切下去企业肯定会有反应，但不切这一刀改革就难以推进。”

　　俱乐部过于依赖母公司输血、债台高筑的背后，折射了职业联赛收支的严重不平衡。据统计，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支出超过11亿元人民币，但平均收入不足7亿元，年平均亏损超4亿元。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曾表示，要用3到5年实现财务平衡。“只有做到财务平衡，或者将来有盈利了，才会吸引更多投资人参与进来。”

　　2020年底，中国足协颁布了新的限薪、限投政策，中超俱乐部每年支出不能超过6亿元，国内球员年薪不能超过税前500万元。节流是中国足协为推动俱乐部财务平衡迈出的第一步。多位俱乐部投资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限薪限投令有效抑制泡沫，缓解了投资人面临的资金压力。

　　专家建议，在限薪限投令外，更应出台帮助俱乐部降低支出的可持续性政策，而这离不开地方政府对足球事业的扶持。东部某省体育局局长表示，有很多地方政府认为投资俱乐部是市场行为，对政府投入、介入足球不理解。

　　在中国的职业联赛中，多数俱乐部没有属于自己的训练基地。“我们没有基地，青训队伍甚至一线队都在到处流浪。俱乐部即使有钱也很难单凭自己的力量拿地建基地，这都需要政府的支持。”某老牌中超俱乐部董事长表示。

　　据介绍，地方政府可通过以下途径为俱乐部提供扶持，推动俱乐部可持续发展：制定针对性的减税政策和成绩奖励政策；免费或优惠提供场馆和训练基地；安保费由政府购买服务解决，减轻俱乐部负担；提供青训资源支持，解决球员入学学籍问题；出台有针对性的工会经费提缴政策等。

　　此外，成立职业联盟被认为是推动联赛市场化进程的关键一步。“足改方案”中明确设立的职业联盟迟迟未能成立，一直受到舆论的质疑。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表示，这一变数对很多投资人的信心造成了影响。

　　“职业联盟目前还是筹备组的形式，听命于足协，也没有存在感。这种情况下很难把市场的资源和价值发挥出来。职业联盟应该能真正地管理联赛，中国足协才能把精力放到国家队、青训和社会足球上去。”一位职业俱乐部投资人如此说。

　　“如果只是管联赛竞技方面的话，不需要职业联盟，只需要一个中国足协的执行局。联盟成立标志着国家给它市场化的一个地位，也是给所有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一个定心丸。”

　　市场化运营的职业联盟能否顺利运转也有待实践检验。一名地方体育局、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职业联盟与地方政府、地方足协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厘清。某中乙俱乐部董事长认为，未来的职业联盟作为社团法人，在协调政府资源等方面能力较弱，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可能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在相对不受重视的低级别联赛中，这需要有完善的制度设计。

　　（综合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