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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中京城: 见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李悦

  大辽,时号契丹,位于今赤峰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农耕和游牧交错地区。

  辽政权前后延续200余年,疆土面积“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大辽的建立者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姿态,虽然偏居中国北部草原,但是推崇中原文化,重用汉臣。经过几代辽政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推行,辽统辖下的中心地区学习汉文化已蔚然成风。

  尤其澶渊之盟后,“和平交往”成为宋辽之间的主题。这时,辽政权迫切需要营建一个新的都城,既用于接待宋使,还用于满足辽效仿中原都城、承唐比宋的愿景。

  统和二十三年(1005),辽圣宗在故奚王牙帐地开始兴建中京城。统和二十五年(1007),历时三年,新都营建完成,“号曰中京,府曰大定”,这里也成为辽政权时期最重要的都城,并成为众多宋使行程录、闻见记中着墨最多的地方。

  整体而言,中京城仿宋东京汴梁城形制,分为皇城、内城和外城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比较规整的“回”字型城市结构。且中京城与上京不同,有着明显的城市中轴线,这条中轴线贯穿皇城、内城和外城,使得中京市肆及里坊对称分布于城的东西两侧。

  辽中京外城规模宏大,根据考古调查,其周长达到了15.5公里,据此与辽政权其余四京相比,辽中京成为五个京城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其外城的城墙高达6米。

  同时根据史料与考古发掘印证,中京外城的南垣共开设3座城门,东门为长乐门,西门为景昌门,正中为朱夏门,其上建有楼阁。

  朱夏门门后是一条宽约64米、长1400米的中央大街,向北可直达内城的南门阳德门。中央大街遵循了中原地区建筑城池的营造特点,路面中间高、两侧较低,使路面不易积水,积水可以直接流入两侧的沟渠。

  中央大街的两侧为市坊建筑,东、西各有 4 坊,坊与坊之间修有坊墙和坊门,同时,各坊的命名无不遵循中原汉地特色。

  除了坊名,辽政权统治者在皇城内殿的命名上也遵照儒学来命名,如:昭庆殿、文化殿、武功殿等,既彰显了辽政权统治者极高的文化修养,也方便了宋使臣的传述。

  宋遣辽使路振曾言“阊阖门有五凤,状如京师”。据此可知,当时中京城在建造上对于宋的仿制有很多。但同时,中京城内也留有大片空地,方便契丹族用于扎帐所用。可见中京城是民族融合的典范,既保留了契丹本民族的习俗特色,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辽上层者们慕华、仿华之心。

  契丹族最初的生活状态是“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建国后,辽政权统治者向中原学习先进的典章制度之余,还大力倡导儒学,在地区设置官学教育机构。

  尤其是中京地区,作为辽最重要的都城,在教育上设置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如国子监、中京学、州学等官方教学机构,同时,民间也存在着大量私塾等教学场所。

  这些教育机构及教育理念逐渐改变着契丹族雄勇尚武的民风。

  到了辽圣宗后,很多契丹上层不仅通晓史书,还以敦厚、贤达、修身、齐家、治国作为人生追求目标。

  辽兴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好儒术,通音律”;辽道宗曾感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在由上至下的倡导下、由文化到建筑的表现下、由思想到行为的转变下,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契丹的民族文化在中京地区进行了充分融合,辽中京城成为民族融合的典范。

  金代辽之后,改中京为北京路大定府,元又改名为大宁路,明时称大宁卫。后因大宁卫的撤销,中京城渐渐湮灭于荒野之中,史书难觅其踪迹。

  虽然契丹所创建的辽政权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茫茫历史长河中,但是,它所营造的中京城却依然影响深远。

  中京城曾是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里不断交融,各族人民在这里共同创造出了灿烂文化,同时,它还沟通南北,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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