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时号契丹，位于今赤峰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农耕和游牧交错地区。

　　辽政权前后延续200余年，疆土面积“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大辽的建立者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姿态，虽然偏居中国北部草原，但是推崇中原文化，重用汉臣。经过几代辽政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推行，辽统辖下的中心地区学习汉文化已蔚然成风。

　　尤其澶渊之盟后，“和平交往”成为宋辽之间的主题。这时，辽政权迫切需要营建一个新的都城，既用于接待宋使，还用于满足辽效仿中原都城、承唐比宋的愿景。

　　统和二十三年（1005），辽圣宗在故奚王牙帐地开始兴建中京城。统和二十五年（1007），历时三年，新都营建完成，“号曰中京，府曰大定”，这里也成为辽政权时期最重要的都城，并成为众多宋使行程录、闻见记中着墨最多的地方。

　　整体而言，中京城仿宋东京汴梁城形制，分为皇城、内城和外城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比较规整的“回”字型城市结构。且中京城与上京不同，有着明显的城市中轴线，这条中轴线贯穿皇城、内城和外城，使得中京市肆及里坊对称分布于城的东西两侧。

　　辽中京外城规模宏大，根据考古调查，其周长达到了15.5公里，据此与辽政权其余四京相比，辽中京成为五个京城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其外城的城墙高达6米。

　　同时根据史料与考古发掘印证，中京外城的南垣共开设3座城门，东门为长乐门，西门为景昌门，正中为朱夏门，其上建有楼阁。

　　朱夏门门后是一条宽约64米、长1400米的中央大街，向北可直达内城的南门阳德门。中央大街遵循了中原地区建筑城池的营造特点，路面中间高、两侧较低，使路面不易积水，积水可以直接流入两侧的沟渠。

　　中央大街的两侧为市坊建筑，东、西各有 4 坊，坊与坊之间修有坊墙和坊门，同时，各坊的命名无不遵循中原汉地特色。

　　除了坊名，辽政权统治者在皇城内殿的命名上也遵照儒学来命名，如：昭庆殿、文化殿、武功殿等，既彰显了辽政权统治者极高的文化修养，也方便了宋使臣的传述。

　　宋遣辽使路振曾言“阊阖门有五凤，状如京师”。据此可知，当时中京城在建造上对于宋的仿制有很多。但同时，中京城内也留有大片空地，方便契丹族用于扎帐所用。可见中京城是民族融合的典范，既保留了契丹本民族的习俗特色，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辽上层者们慕华、仿华之心。

　　契丹族最初的生活状态是“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建国后，辽政权统治者向中原学习先进的典章制度之余，还大力倡导儒学，在地区设置官学教育机构。

　　尤其是中京地区，作为辽最重要的都城，在教育上设置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如国子监、中京学、州学等官方教学机构，同时，民间也存在着大量私塾等教学场所。

　　这些教育机构及教育理念逐渐改变着契丹族雄勇尚武的民风。

　　到了辽圣宗后，很多契丹上层不仅通晓史书，还以敦厚、贤达、修身、齐家、治国作为人生追求目标。

　　辽兴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好儒术，通音律”；辽道宗曾感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在由上至下的倡导下、由文化到建筑的表现下、由思想到行为的转变下，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契丹的民族文化在中京地区进行了充分融合，辽中京城成为民族融合的典范。

　　金代辽之后，改中京为北京路大定府，元又改名为大宁路，明时称大宁卫。后因大宁卫的撤销，中京城渐渐湮灭于荒野之中，史书难觅其踪迹。

　　虽然契丹所创建的辽政权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茫茫历史长河中，但是，它所营造的中京城却依然影响深远。

　　中京城曾是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里不断交融，各族人民在这里共同创造出了灿烂文化，同时，它还沟通南北，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