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五，是为端午。

　　“端午”一词的出现及端午节的流行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晚得多。古人靠天吃饭，知识有限，为了生存下去，既要解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问题，还要确保身体健康、人丁兴旺、子孙繁衍，他们通过对节气物候的观察及长年生活经验总结，形成了一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约定俗成地在特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适应周期性的时空转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历法、季节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而作为特定节日的农历五月五日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如涓涓之水，至“秦汉扩为河，唐宋纳百川而成湖海”。它的最终成形是各地风俗相互融合的结果，带有不同的地区特色，大致说来，北方起自五月是恶月，端午为驱邪避恶之日，南方起自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和龙舟竞渡。

　　至唐，因唐太宗的生日是八月初五，为了避讳，以“端午”替代“端五”，因此，大量唐诗中才出现“端午”字眼。正是在唐代，端午节成为官方认可的法定假日，放假一天，由皇帝带头进行君臣互赠礼物，以示庆贺。

　　时至今日，不管东西南北，端午节已经融合凝聚成一个全世界华人重要的传统节日，龙舟竞渡和吃粽子已是标配。

　　再说说粽子。

　　粽子，古称角黍，是因为粽形如角状。《岁时杂记》说：“端五因古人筒米，而以孤叶裹粘米，名日‘角黍’相遗，俗作‘粽’。”

　　最早记载角黍的应为西晋周处所编《风土记》中“仲夏端五，烹鹜角黍”，又“俗以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之”。孔子曾称黍为五谷之长，这种生长在北方的农作物不仅用来做主食，每年都会在仲夏五月——黍成熟的月份举行祭黍仪式和尝新礼仪，“天子乃以维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渐渐地，以黍祭祀的传统延续下来，将其煮熟后外以叶（白叶）包成牛角状，是为粽子的形。形状不能是方形，也不能是圆形，偏偏为角形，传承自先民以牛角祭祀神灵的遗风。随着端午习俗的合流，角黍被纳入端午节必吃名单之中。

　　只是时间越往后，随着南北方端午习俗的融合，到南北朝梁宗怀撰《荆楚岁时记》，称“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

　　北方角黍已与南方筒粽统称为粽，它们都曾是端午节的祭祀用品，南北朝时被用来纪念屈原。及至唐代，北方的黍渐渐为糯米代替，不仅家家户户要包粽子，市场上也有粽子兜售，种类多、样式巧。

　　百索粽子，见《岁时广记》引《文昌杂录》：“唐岁时节物，五月五日有百索粽子。”

　　九子粽，见《岁时杂记》：“端五粽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粽、锥粽、粽、筒粽、秤锤粽，又有九子粽。”九子粽在唐代已经是御宴之物，唐玄宗一首写端午的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就提到过它，诗句为：“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

　　组合粽，这是我们的即兴命名，本出宋代。《西湖老人繁胜录》说：“天下惟有是都城将粽揍（凑）成楼阁、亭子、车儿诸般巧样。”古代杭州如此壮观的组合粽，现代还不曾见到过。

　　端午食物，有一些是为祛病强身设计的，至少表达了人们的这种愿望。粽子则又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含义，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然粽子的出现，与传说的救助屈原大概没有多大关系。

　　事实上，早在屈原出现之前，吃粽子和端午节即已存在，是屈原这个文化符号将粽子、赛龙舟、端午节等已有元素聚合在一起，为农历五月初五增添了新的含义，使其同其他古老的节日一样，沿袭千年，久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