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和美，润物无声；悠悠文脉，雍容大方。
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
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蕴藏着令人惊叹的灿烂成就和旺盛的生命力，积淀着中华民族深沉而热烈的精神追求。
亘古西辽河，与黄河、长江一道，怀抱着中华大地，然后奔向大海，同归一处。一如中华文明在多元文化汇聚中融为一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尽显文明共兴的中国气派。
交通成和 万物融荣
文明诞生的地方，必然是一个“交而通”的开放地域，这里物质交换频繁，文化交流碰撞，和平的种子随处播撒。
西辽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开放互鉴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在南宝力皋吐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玉璧、玉环、玉坠饰等玉器，经过专家研究发现，遗址所在地并不产玉，于是人们猜测，这些玉可能是当地先民与其他氏族交换而来。
“南方有家蚕（桑蚕），北方有柞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说起丝绸之路，大家熟知的是古丝绸之路，殊不知作为丝绸文明织造者之一的柞蚕，在西辽河流域极为发达，形成了一条以野蚕丝为主要贸易的东北亚丝绸之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盖之庸介绍。
芳华一梦，沉睡千年。
1986年，陈国公主墓呈现在世人面前。据墓志铭记载，陈国公主去世时只有18岁，作为身份尊贵的公主，她的陪葬品件件堪称绝世之宝，黄金、美玉、生活器具、丝织品，处处彰显墓主人的地位。
其中，佩戴于公主与驸马胸前的琥珀璎珞，是用细银丝将数百颗琥珀珠和数件琥珀浮雕饰件穿缀而成。经考证，这些琥珀来自遥远的波罗的海。
另一件陈国公主之物金链水晶杯，也有着特别的出身。这套水晶杯，通体散发出千年沉淀特有的光泽，显出一丝神秘感。每一只杯子都有一个鎏金银盖，银盖之上有金链相连。如果不是杯盖，这套水晶杯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现代之物了。
水晶，是纯洁的象征。专家猜测，辽王朝也许就是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中，获得了这样上好的材料。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秉持和传播和平等文化理念，输出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丰富物产。商队沿丝路往返，开启了中西方器物、艺术、习俗的交流互鉴。
与西方大航海历史形成鲜明对比，中华文明开创的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和合之路，为世界贡献了“和”的理念。
和平，是国泰民安的基石，是发展繁荣的前提。和平的生产生活环境与社会秩序为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朝的库伦马市，兴盛达200余年。商贸辐射多地，各民族商人都有。每年春秋两季马市，以秋季最盛。据《内蒙古十通·旅蒙商通览》所述，当时库伦镇商铺上百家，马市开放时牧民商旅云集，人数达10万人之多，每年交易额至少200余万两白银，有力活跃和辐射了周边经济发展。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为争取生存条件，战争在所难免，但更多的是不见于记载的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这是更为重要的连接纽带。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互利互惠、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历史传统。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求和平、谋发展，是中华民族从自身历史发展经验中总结出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华文明贡献给整个人类世界的政治愿景。
共生并进 协和万邦
“止戈为武”，是《左传》中记载的古人对于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深刻认识，这里的“武”，代表的是结束战争、迎来和平。“止戈为武”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于和平的向往与追求。
北宋与辽国达成的“澶渊之盟”，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这是双方在经过数年战争后缔结的盟约，此后结为兄弟之邦，人民休养生息，安度和平岁月。
百年间，双方礼尚往来，通使殷勤。据史料记载，辽国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据统计，公元1005年至1121年间，仅两国遣使来往庆贺生辰，就多达上百次。
在出使的外交官中，有很多熟悉的身影。如苏辙于元祐四年（1089年）出使辽国，贺辽道宗生辰，哥哥苏轼写了一首诗《送子由使契丹》给弟弟。欧阳修也曾在出使辽国途中写下《奉使道中作三首》《过塞》《边户》等诗篇。此外，还有一些名人记录下了出使经历，如楼钥的《北行日录》和范成大的《揽辔录》等。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西辽河文明研究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张铁男介绍，“澶渊之盟”时期，北宋使辽使彭汝砺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往来道路好歌谣，不问南朝与北朝。但愿千年更万岁，欢娱长祗似今朝。”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渴望和平、珍惜和平的心声。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好似魔鬼和梦魇，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痛苦；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在多民族杂居之地，包容共存、和合共生早已成为共识。
时至清代，统治者一直秉持着“北不断亲”的遗训，姻亲关系一直没有中断。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通辽市扎鲁特旗前德门苏木发现了清代固伦雍穆长公主墓。固伦雍穆长公主是清太宗皇太极和孝庄文皇后的第四女。崇德六年（1641年），公主下嫁科尔沁左翼中旗卓礼克图亲王乌克善之子弼尔塔哈尔。公主墓上的庙宇，继承了陵上建殿的葬俗，墓中随葬品，如墓室、银屋等形制和汉唐以来中原地区的葬俗基本相同。固伦雍穆长公主墓的发现进一步实证了满蒙联姻这一史实，也印证了各民族交流互鉴、和平共处的历史。
实边政策，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御能力、促进经济发展，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手段，主要做法有移民、屯田、加强军事防御等。
清朝颁布的“移民实边”政策，使农牧经济交融，各族人民同心。据史料记载，从清朝康熙年间至宣统年间，中原汉族移民200余年间，在当时的哲里木盟东部、中部形成了四大农业区，垦种土地达6000余万亩，许多蒙古族牧民转为农民。
此后，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清政府陆续在农业区建县设府。草原城市的出现，村屯乡镇的发展，促使当地人口大量增加，推动手工业及商业兴盛，繁荣了社会经济发展。
寻求和解，渴望和平，保卫和平，是历史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也是中华民族从自身历史发展经验中总结出的政治智慧。当今中国，始终秉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保合太和 和合共生
玉，质温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化干戈为玉帛”之说。玉，被认为是和平的象征。
在中华文明绽放曙光时期的大江大河流域，大多都发现了精美的玉器。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精神气质与玉文化的和谐理念始终融为一体。
史前文明社会，先民从事祭祀活动，用玉与神明沟通，寻求精神的寄托，渴望得到帮助、拯救、关怀和安定富足的生活。他们还将始祖图像化，作为本氏族部落的象征和保护神，希冀得到祖先的保佑。
农业的发展，让粮食来源相对稳定，为稳定定居、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先民们眷恋故土，在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
元朝时期，驻牧在今天通辽地区的路府官员和部落首领，每年都会举办那达慕大会，进行赛马、摔跤、射箭等竞技比赛，现场还有商贸活动和歌舞表演，各族民众云集，场面十分热闹。
那达慕大会不仅推动了各民族交流，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兴盛，盛会积久成俗，在草原上延续至今。
胡琴一曲“好来宝”，声情长留大草原。
著名曲艺作家毛依罕（1906年—1979年）出生在美丽的扎鲁特草原，他16岁开始创作，一生演唱了大量好来宝、乌力格尔、英雄史诗、叙事民歌，为中华曲艺文化宝库留下了众多珍贵的艺术遗产，代表作有《党和母亲》《铁牤牛》《敖包相会》等，作品中的“铁牤牛”是牧民对火车的亲切称呼，毛依罕用朗朗上口的好来宝歌颂了集二线通车给草原带来的可喜改变。
扎鲁特旗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王成介绍，1953年10月，毛依罕曾参加赴朝鲜慰问团，演唱了好来宝《献给志愿军的颂歌》和《献给朝鲜人民的颂歌》；毛依罕还将刘胡兰、黄继光的故事唱给广大牧民朋友听，终其一生为和平事业贡献着艺术力量。
岁月流转，融通古今。
在通辽市博物馆的展厅中，陈列着夏商时期的石矛，战国时期的青铜镞、青铜戈、青铜剑，汉晋时期的环首长铁刀、铁剑……也许在创造之初，它们是用于争斗的武器，如今却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跨越时空的共鸣是对文明的礼赞。
古老的“战争器物”，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和平的历史进程，仿佛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述说着“和合中国”的文化故事。
数千年的和平积淀，犹如一部浩瀚的文明史诗，在时间的长河中缓缓流淌。
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今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文明立世，文化兴邦。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共同促进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日益辉煌。
西辽河水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轮廓，岁月的流光，崭新的美景。
当安代舞的红绸高高扬起，哲里木版画上的刻刀重重划下，辽河公园里的孩子们放声欢笑……古老的西辽河文明绘出多姿多彩、意蕴深厚的画卷，展示着荟萃熔融的文化风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王巍说，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在广袤的大地上，诸多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林，体量之大，为同时期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之最。
西辽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巨大丛林中根系最为深厚、枝叶最为繁茂的大树之一，仍在奋力生长，用庞大的根系滋养中华文明，成就中华文明赓续不辍。
而中华文明，也正以巨大的包容力、创造力、传播力、影响力，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内蒙古日报社、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