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进入新时代，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性举措，也是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重要抓手。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要以管理、服务、资源下移为突破口，构建“纵向到底”与“横向到边”的基层治理体系，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以管理下移理顺纵向架构与完善横向体制。在我国政府治理体系中，基层的位置具有特殊性，既位于政府科层结构的“底端”，又是直接面对社会的“前线”，处于“纵向政府层级职责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交汇点上。这就意味着推动管理下移要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中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的体制。一方面，理顺纵向架构，构建有利于管理下移的政府层级间职责关系。既要厘清政府层级间职责，构建基层街道、乡镇与上级政府之间分类管理的职责体制，还要从属地管理责任主体的定位出发，将基层社会综合性管理职能作为管理重心下移的落脚点，同时强化“条块”协作联动，确保管理重心不仅能移得出，而且还要接得住。另一方面，完善横向体制，促进社会自治及其与国家治理的有效协同。以社区自治为代表的社会自主性治理在培育现代社会公共精神、塑造公共空间、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居民自我组织和管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要提防行政强势挤压社会自治空间，推动形成政府科层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有效衔接的新框架。

　　以服务下移推进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及方式转型。强化基层服务功能是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于基层治理而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有以优化服务为导向，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有为政府，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基层服务能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来看，推动服务向基层下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线条”职能部门的专业化服务下移，二是“线条”部门的专业化服务与属地化服务的有效衔接，三是基本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型。当前，数字治理为构建协同型“条块关系”的公共服务模式，推动服务向基层下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在实践中，要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将“互联网+公共服务”向基层社区延伸，推动“条块”部门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规范和完善数据资源的共享交换机制，打造社区服务一体化在线平台；将社保、医疗、卫生、就业、养老、教育、残联等居民高频办理和咨询的公共服务事项下沉至社区，实现“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理”“数据多跑路、民众少跑腿”，切实提升基层服务效能和民众幸福感。

　　探索有效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功能性强化的改革路径。资源是治理的基础和条件，资源下移是治理重心下移的重要内容，旨在解决管理和服务下移的权力、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资源配套问题。然而，以往一些改革实践基本是将治理重心下移等同于向基层“放权、送物、派人”，这种简单的资源性强化的改革路径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导致资源下移出现一些偏差。究其根源，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体制性因素对治理重心下移的影响，即基层治理面临的层级职责关系、“条块”关系、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制约。因此，以资源下移来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要突破单一资源性强化的传统改革路径，深入把握基层治理面临的层级职责关系、“条块”关系、行政与自治关系等制约治理重心下移的基本结构性关系，探索有效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功能性强化的改革路径。首先，厘清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的职责关系，两者之间在职责关系上要有一个相对科学、合理的分工，这是确保赋能性资源能够移得出的根本前提，也是克服科层组织向上集中权力和吸附人才、资金等优势资源的固有惯性的必要条件。其次，创新“条块”高效协同治理机制，既能够有效承接下移的体制内资源，又能积极吸纳和发掘社会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再次，处理好行政与自治关系，构建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关系格局。

　　基层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聚地，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必须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落实到城乡社区，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把基层基础夯实，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循序渐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处理好增责和减负的关系，使基层具有完备的权能和资源，能够实施有效治理；要提供精准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