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是中华文明三大发祥地之一西辽河文明的核心区域，自古就是多民族互助共生、和谐相融的热土。西辽河流域自古以来生活着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汉等各族人民，大家共生并存，共襄和平，巩固了国家北疆安全稳定；各民族交流融通，促进了祖国北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近日，在通辽市博物馆“中国古代史”展厅，该馆研究室主任姜子强指着一件青铜器对记者说：“这是周朝时期邢国的青铜礼器，1975年出土于霍林河畔。当时，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镇一位牧民放牧，偶然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里面有青铜簋、簠、鍑各1件，还有2件薄片连珠青铜饰、3件青铜圈。8件青铜器中只有这件青铜簋有铭文，专家根据簋底部‘井姜太宰巳’铭文，命名为‘邢姜太宰巳簋’。霍林河畔是目前我国出土商周青铜器的最北点。”

　　姜子强指着邢姜太宰巳簋继续介绍：“在精美庄重的双耳圈足上，有饕餮纹、夔龙纹，这些繁复的纹饰营造出神秘的氛围。”

　　簋是我国古代用于盛放饭食的器皿，通常用作礼器，形制一般为圆口、双耳。簋流行于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祭祀用器。

　　青铜簋的出现至少可上溯至商代早期，但这一时期青铜簋的数量较少，至商晚期才逐渐增加。随着时代变迁，各时期簋的形制变化较大。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有两耳或无耳，器身多饰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西周除原有式样外，又出现了四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形制，部分簋还有盖。

　　簋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数量方面有严格规定。据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邢姜太宰巳簋是一级文物，簋底部正中铸有一组铭文，经古文字专家考释，隶定今文为“井姜大宰巳，铸其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姜子强详细地为记者解释了铭文的内容：“这里的‘井’字是‘邢’字的古写，指邢侯；‘姜’为姓氏，指齐侯之女姜氏；‘大宰’即太宰，是官名，为掌膳馔之官；‘巳’是太宰的名字，也是簋的作器者；‘铸’指铸造；‘其宝簋’中的‘其簋’指巳簋，‘宝’在这里是附加的美词；‘用’为动词，使用的意思；‘享’为享宴，与《左传·成公十二年》‘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中的‘享宴’为相同含义。因此，这组铭文的大意应是‘邢侯夫人姜氏的官员太宰巳铸造了这件青铜簋器，子子孙孙要把它永远作为宝器用作享宴’。”

　　为什么中原地区的邢姜太宰巳簋会发现于西辽河流域？其实，早在夏商周之前的史前时代，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地区两地人民就有广泛交流。尤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更是互动频繁，如在红山文化魏家窝铺遗址中就曾发现圆底釜、支脚以及少量的钵形鼎、圈足罐等明显具有中原地区后岗一期文化的因素。此外，出土的泥质敛口瓮、黑彩陶器表明，庙底沟文化对此遗址也存在影响。由此可见，自史前时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地区两地曾联系紧密，因此，邢姜太宰巳簋出现于西辽河流域就不足为奇了。

　　姜子强说，关于邢姜太宰巳簋的具体年代，专家们众说纷纭。著名考古学者李殿福先生在《巳簋初释》中认为：“巳簋与丰邢叔簋相似，应将巳簋定为西周末期的遗物。”老“博物馆人”孙敬明先生在《邢史举隅》中说：“1978年笔者前往哲里木盟做考古调查与发掘，有幸亲睹我国最北方出土的这件宝物……看其时代应是西周中期器物。”考古学者张柏忠先生在《霍林河上游出土周代铜器的几点补正》中通过器物形制和纹饰，认为该器物的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的杨文山先生在《青铜巳簋与邢齐通婚——两周邢国历史研究之三》中根据其形制和文献认为其年代为东周初年。

　　虽然专家们对邢姜太宰巳簋的断代众说纷纭，但地处现在河北地区的西周邢国之器，出现在与它相隔千里的霍林河草原，铭文内容涉及邢国与齐国的通婚，成为研究这两国关系的重要材料。

　　(本版图片由通辽市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