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孩子放学的路上，买了半斤爆米花。这种用大米炸出来的“米花”现在看来普普通通，丝毫不引人注意，却是我们80后儿时最难得的美食之一，自家还做不了，需要由走村串巷的小贩们用专门的机器打制而成，且只有年前，冬日农闲时的这一两个月才有的。

　　打爆米花的师傅往往皮肤黝黑，拉着一架二轮的手拉车，车上放着“爆米花机”和一些工具、杂物等。到了村头，会挑上一块人多热闹的、平整的空地，然后将机器、炉子、麻袋等物卸下来，往炉子里添些柴爿或木炭，生火烧旺，再摆好小板凳和麻袋，临时的爆米花加工场地就算搭建成了。剩下的，只需扯开嗓子，拖着长长的尾音喊道：“打爆米花喔——打爆米花喔——喷喷香的爆米花——”吆喝声一阵紧似一阵，将人们从村头巷尾、墙角旮旯处召唤过来。事实上无须多喊，接下来“爆米花机”间或发出的爆破声，还有充斥在空气中的浓郁的香甜味，就如同一块自带魔力的磁铁，自会将那些个嘴馋的大人、小孩们里一圈外一圈的，牢牢地吸附在摊子周围。

　　较常见的情景是，大人们一手端着装满米的瓷碗，一手拎着空的布袋或纤维袋，后面紧跟着一两位欢呼雀跃的小毛孩。到了师傅跟前，议好并付了爆米花的加工费，人们便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将碗袋放到地上，等着被“叫号”。能被大人们带着来打爆米花的孩子固然是自豪、激动的，而那些未能如愿的小孩，则只能远远地站在圈子的最外围，卑微地吞咽口水。

　　接了几个“订单”后，打爆米花的师傅就预备开工了。制作的流程一般是这样的：先将形似炸弹的老式“爆米花机”的顶盖打开，倒入待加工的大米或玉米，再用黢黑的双手撮一点糖精放进去，扣上顶盖，用工具拧紧了，然后小心地架到火炉上，慢慢地摇动起来。这“爆米花机”的两端都有长的铁柄，而炉子的前后各有一个带凹槽的铁架子，既能托住机体，又方便转动。在机器的尾端有一个带手柄的小“方向盘”，盘子中间有个压力表，方便查看腔体内的压力值。师傅一边摇着手柄转动机体，使米受热均匀，一边瞅着压力计——因为高温烘烤时，机体内的压力值会不断攀升，当达到某个点时（据说大米只需4个气压值，而玉米则要7~8个气压值），就可以“放炮”了。这个环节，是让孩子们又怕又期待的，怕是因为“放炮”时会产生震耳欲聋的爆破声，年少的我甚至于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害怕那个圆鼓鼓的机体会像“地雷”一般炸裂开来；而期待则是直白地写在脸上的，毕竟“美味”当前，谁能不心动呢？

　　而实际上，“放炮”也就是一眨眼的事儿——师傅戴着手套将“爆米花机”拎起来，平放在地上，头部套上大而厚重的麻布袋，扳动开盖的手柄，“嘣”的一声，巨大的声浪过后，滚烫、喷香的爆米花就全部喷射到了麻袋里面。师傅再麻利地将大袋里的爆米花成品倒入各人自带的小布袋或纤维袋中，一笔“交易”就算完成了。

　　刚炸好的爆米花喷香、酥脆，入口即化，口感好得很。我们都是用双手捧起来，大口大口地嚼着吃。吃的同时，还不忘给那些没打上爆米花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些，而自个儿的衣兜和裤兜里，也是要装满的。可有一点，这东西吃多了容易口渴，渴了就想喝水，然后就是“涨肚子”，以至于不想吃正餐（午饭或晚饭），因此少不了被母亲训斥。这种感觉，在当时或许是有点“苦”的，而如今回味起来，却又是“甜”的。

　　腊月里，过年前，我们这边还有用爆米花做米花糖（也叫炒米糖）的习俗，大概就是在烧热的大铁锅里，将化好的白糖、麦芽糖浆和爆米花、芝麻、花生仁等翻炒、搅拌至黏稠状，然后掴到桌上的四方格子里，填平压紧，待稍稍定型，撤去格子，切成长条形的小块，冷却后，米花糖就做好了。这种名小吃米花糖将爆米花香甜、酥脆的口感和特点，又放大了很多倍，让味蕾实难拒绝，一吃就停不下来。

　　如今，那些无忧的岁月，连同“爆米花机”的轰鸣声，早已消逝不见。我也人到中年，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很多人和事都已逐渐淡忘，但对于儿时吃过的，譬如爆米花、米花糖之类的零食的记忆，却如基因一般，烙印于我们的身体里，难以磨灭与忘记。在街头要是看到卖爆米花的，我还是会忍不住去买些来尝尝，不为别的，只为回味那一份儿时特有的甜蜜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