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存在着一个内化结构，此内化结构类似自然界中的四季循环。小说第一句便是：“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鼬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作家一反传统，采用否定的形式宣告了乌尼戈的出场，并明确告知读者“乌尼戈消失了”，这是乌尼戈的第一次消失。“看！一个漂亮男孩！”预示着小说中第一个春天的开始。这是“我”和柳泽真由娜第一次遇见乌尼戈：“他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浑身散发出孩子与少女的气息。”小说第二个夏天开始于乌尼戈显露他的与众不同，具体内容作家描述为乌尼戈的极速成长：“这二十分钟里，乌尼戈至少长大了十岁，已经是个成年男子了。”同时乌尼戈也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年龄，他可以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由一个青年变为一个垂暮老者，又可以在“睡了一整天”后重新变成婴儿。这符合弗莱“四季说”中关于夏天的描述：主人公展露神力，发生传奇故事。小镇居民对乌尼戈进行迫害标志着小说第一个秋天的开始，乌尼戈也在这时迎来了他的死亡：“他开始拼命吸气，却被达林台的弯刀割断了喉咙！”乌尼戈被割喉而死。这也是小说中乌尼戈的第二次消失。在目睹了乌尼戈的死亡后“我”也被送进了医院，出院后“我”回到家发现乌尼戈在门口迎接“我”，这是乌尼戈的第一次“重生”与出现。

　　但“重生”后的乌尼戈丧失了曾经的自然美：“他总是白发苍苍，脸孔黑得像岩石。”此处需注意，乌尼戈虽然重生，但并不意味着“春天”的到来，而是为将至的第一个凛冬拉开了序幕。体现了渡澜对四季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乌尼戈的生死与四季更迭的顺序不完全同步，这在小说的第一个四季轮回中尤为突出。小说中第一个冬天随后开始，这是一个只有懦弱的“我”而没有乌尼戈的时期。同样也符合弗莱的“冬天”：一个没有英雄的无趣世界。但与弗莱的冬日说不尽相同的是，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冬天还预示着残酷、惩罚与死亡：“在中国文学中冬天的情感模式是终结是死灭是绝望。”针对小镇上那些欺侮乌尼戈的愚蠢居民，冬天也预示着他们残酷的结局。

　　在小说中部作家明显地进行了层次划分，用不同的“记录文字”将小说分成了上下两个不同部分。这是小说中第一个冬天结束的标志，也是第一个四季轮回结束的标志。

　　“春天到了，大自然铺青叠翠，镇子里满是豆荚爆裂的声音。”此时故事进展的时间顺序与四季更迭顺序相吻合，小说的第二个春天开始。紧接着第二个夏天开始，乌尼戈继续他的传奇故事。表现为他发现了一只喜鹊画家，他欣赏并喜爱喜鹊的画作。但随即第二个秋天来临，小镇居民继续对乌尼戈施暴，乌尼戈继续受难。在小镇居民对乌尼戈施加的暴力达到顶峰时，乌尼戈再一次惨死：“（乌尼戈）当着众人的面被毫无人道地注射了硫喷妥钠，当场变成了无数片齿状的娇叶，被一股脑儿塞进了火化炉里。”这是乌尼戈的最后一次消失，同样是因为死亡。在乌尼戈死后的下一段，小说的第二个冬天便开始了。这个冬日不仅是没有他的冬天，还符合中国文学中具有死亡与审判隐喻的冬天。审判对象是不断迫害乌尼戈的小镇居民。在小镇居民对乌尼戈的戕害达到最高潮的同时，他们也迎来了死亡的结局：“两个星期后，所有的人毫发无损地死掉，尸体黏在高得像是要把天戳破的铁房子的屋顶上，连苍蝇都飞不上去。”而小说中第二个冬天的结束，即第二个四季轮回终结的标志是小说中另一角色的消失——柳泽真由娜的消失。在柳泽消失后紧接的下一段的最后：“我都会意识到自己终于回归了。”标志着小说中第三个春天的开始。但这个春天跳出了客观现实的四季轮回也打破了弗莱“四季理论”的内在结构，我称之为永恒的春天。因为这个春天是一个自足的结构。或者说在小说世界中依然存在四季轮回，但在“我”的心中春夏秋冬皆是春天，四季无二无别。

　　“我”最后一次见到乌尼戈时“乌尼戈仰躺在一捆捆散发着芳香的木枝旁，迎着阳光，每一寸皮肤都充盈着生命。”这是乌尼戈的第三次出现，他恢复了一切，一如“我”初见他时的那般美与青春。无法被摧毁的乌尼戈和他身上所具备的青春与美便是永恒春天的象征，乌尼戈就是自然与美的化身。这段末句写到：“我们的朋友乌尼戈永生不息——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开头是春天，结尾也是春天。开头是在春天消失，结尾是在春天遇见。小说开篇的春天和小说结尾的春天是同一个春天，比喻乌尼戈是既消失又存在的，即短暂又永恒的。所以开篇的消失反倒是存在，而结尾处的存在却预示着乌尼戈又即将消失。乌尼戈的消失就像是“水溶于水中”般，的确消失了，但又无处不在。这里的“消失”与小说首句的“消失”首尾呼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永远停留在春日的闭环。而乌尼戈就是无数个永恒春日轮回本身。

　　小说以四季轮回为基本结构，但又体现了弗莱原有理论中不具备的模式：在第三次轮回中打破了“春-夏-秋-冬”的固定结构，将轮回静止，或是将轮回放之于某一具体季节——即春天中进行运动。同样的，乌尼戈的三次“死亡与复活”与四季更迭顺序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有一套作家自己的突破了弗莱表象叙述层次的深层结构。这在创作上值得肯定，避免了程序化、自动化的情节安排。

　　除此之外，小说角色的名字都不源于汉语传统，而充满了丰富的隐喻和象征含义。“乌尼戈”是蒙语词汇，意为“狐狸”。而狐狸正是小说开篇中提到的“鼬鼠”的天敌。鼬鼠在小说中象征那些迫害乌尼戈的小镇居民，将“乌尼戈-小镇居民”与“狐狸-鼬鼠”这套隐喻系统连接，从开篇便建构小说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二者是从根本上敌对的关系，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鼬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鼬鼠满世界跑”说明它们的天敌——狐狸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回应了“乌尼戈的消失”。当小镇居民们依然无知地去迫害乌尼戈时，鼬鼠——即小镇居民内心邪恶的外化象征也无法遏制地蔓延开来：“镇里的鼬鼠的确变多了，它们铺天盖地的涌出，满大街乱跑。”居民认为鼠灾是乌尼戈造成的，便对乌尼戈进行欺虐，而恰恰只有乌尼戈（狐狸）可以解决鼬鼠灾，以此讽刺人类的无知与狂妄。这种讽刺到最后便上升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而结局是鼠灾的爆发和人类的死亡。

　　小说中“我”的名字“边巴”则来源于藏语，意为“土曜日、土星”。在小说中作者把“我”塑造为一个年纪大的有学问的男人，这与土星在占星学上的意义一致：“土星是星盘里代表父亲的重要元素之一”。同时“土星的特质是沉重与缓慢”，与土星联系的关键词有：“冷漠、沉重、迟缓、单调、干枯”。“边巴”的土星隐喻义在名字上暗示了“我”的性格特征。

　　渡澜的小说是具有挑战的头脑风暴，也是精致用心的解谜游戏。《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围绕主人公乌尼戈的三次消失与三次出现为主要线索，同时运用弗莱的“四季说”架构全文，内嵌三个四季轮回，根据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安排乌尼戈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命运，又赋予人物名称丰富的象征与隐喻含义。

　　面对渡澜“别是一家”的作品，其表达、譬喻和想象不能用现实主义的生活经验去解释，因此未来针对渡澜作品的分析应着重注意运用合适的文学批评方法，重分析而轻描写，这或许可以更好地回应与之相关的问题，并给予“滞缓”的当代文坛更多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