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是内蒙古美术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新中国成立至今，不论在哪个历史时期，表现民族团结，始终是内蒙古美术创作的题中之义。

　　一.在现实生活中挖掘民族团结题材

　　70余年来，内蒙古的画家们自觉地在现实生活中发掘民族团结内容，创作民族团结题材的作品。早在1946年，尹瘦石就为内蒙古文工团赴牧区宣传演出创作了年画《蒙汉团结》。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为响应国家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内蒙古的美术工作者以满腔热情创作了大量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表现新生活的新年画，其中不乏表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作品。如官布、乌恩合作的年画《兄弟民族之间》，作品以新闻报道的真实故事为素材，采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草原上的牧民遇到自然灾害，邻近的农业县群众帮助牧民度过难关的动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互助的颂歌。此后，官布又根据这一事迹与金高合作，创作了单幅年画《毛泽东时代的兄弟民族》，画面表现蒙汉群众劳作后休息的场景，其乐融融，亲如一家。金高的年画《探望》描绘草原牧民去探望在草原上施工的工人们，既表现了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表现了民族团结的主题。作品情节描绘准确自然，人物塑造典型生动。魏泉深中国画《水闸》取材于大青山下的现实生活，前景是几个开闸放水的农民和牧人看着希望的田野，远处麦浪滚滚，青山巍峨，山下有驰骋的马群，一派生机勃勃，充分表现了大青山下世居的蒙汉人民面对新生活的幸福和憧憬。关和璋《春耕》表现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农民半机械化春耕的场景，画面中既有农民，也有牧民，大家亲切交流，远处有羊群和牧人，很好地表现了土默川一带农牧混杂的真实情景。还有一些年画作品，虽然不是直接表现民族团结主题，但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和画家对民族团结问题的清醒认识，在表现具体题材内容时，自觉地融入了民族团结的元素，这成为那个时代内蒙古绘画创作的一个明显特点。如乌勒《建政权 选好人》和邢琏《村选大会》表现的是同一题材，作者通过对众多人物和情节的描绘，生动地表现了蒙汉人民当家做主，积极参与选举的情景。《村选大会》墙上“蒙汉人民联合起来！”的标语，起到了画龙点睛作用。超鲁《四季生产图》和官布《四季颂》都是四条屏形式，《四季生产图》通过对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描绘，表现土默川农民四季生产的场景。每幅画面中均点缀几个穿长袍的牧民，体现了蒙汉一家，团结互助的精神。《四季颂》前景描绘草原上的四季风情，远景描绘春耕、夏锄、秋收和冬季运粮等，作者更加明确地将草原生活和农村生活同框，更加自觉地表现了农牧一家、蒙汉团结的主题，更加典型地再现了大青山下、土默川一带的风土人情和典型特征。胡均年画《农牧连双喜  同庆万年春》借鉴传统年画形式，采用左右对称结构表现农牧民互相拜年场景，一面是农民，一面是牧民，男女老少互相拜年，体现了农牧丰收、民族团结、喜庆吉祥的美好愿景。

　　民族团结、守望相助，本身就是美好的主题，所以在新年画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另一方面，这一题材富有表现性，新颖的民族风情能够引发审美的意义，使新年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表现出独特的社会文化与审美意义。

　　1976年之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恢复，内蒙古各族人民更加团结和睦。表现民族团结又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主题，艺术家们也焕发了新的创作热情。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表现民族团结主题的现实题材作品有旺亲油画《毛主席周总理和各族人民在一起》、燕杰油画《新姐妹》、郝存祥中国画《工牧一家》、文浩雕塑《学习》等。《毛主席周总理和各族人民在一起》借鉴新中国美术经典《开国大典》的艺术风格，充满民族气派和中国精神，洋溢着幸福、美好、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新姐妹》描绘的既是知青，又是蒙汉青年，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民族团结主题；《工牧一家》描绘草原上的石油工人和牧民亲如一家、同欢共乐的场景；雕塑《学习》通过写实的雕塑语言塑造了5位正在交流的各民族钢铁工人形象，表现了在建设草原钢城过程中各族工人相互学习的情景。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表现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生动实践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生动局面，成为广大美术工作者的清醒认识。出现了一些表现民族团结的比较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如孟喜元中国画《甘泉》，作品取材于“模范团长”李国安带领部队为牧民打井的事迹。作者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水墨写意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军民团结一家亲的主题。茹少军中国画《民族大团结》以内蒙古世居民族为对象，以工笔重彩的形式描绘了众多人物，形象地展示了当代内蒙古各民族的精神风貌，表现了稳定、和谐、团结的内蒙古的主题。易晶、杨子油画《中华民族一家亲》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为背景，表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题。

　　二.在历史叙事中表现民族团结主题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体现各民族团结友好、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佳话，而在内蒙古最为家喻户晓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长期以来，这一题材也成为美术创作表现的恒久内容，产生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从现有资料看，最早表现这一题材的是画家卢宾。1964年，他为内蒙古博物馆创作了中国画《汉明妃和亲图》，作品构图舒展，人物众多，采用工笔重彩的形式，比较贴切地表现了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历史事实。新时期以来，画家明锐和王延青创作了年画《昭君出塞》，画面描绘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在一轮巨大的明月映衬下骑马并行，人物神态含情脉脉，设色浓艳明快，前景的梅花和天空的双鹤既增加了年画所特定的美好气息，又符合作品的主题。塞寒的年画《昭君自有千秋在》没有从正面表现昭君出塞的故事，而是独辟蹊径通过描绘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正在手书《谒昭君墓》诗句的场景，表达了对昭君精神的赞扬。画面中的董老被鲜花簇拥着，周围有三位汉族和蒙古族青年。作品将历史佳话和现实场景有机地串联起来，体现了画家构思的巧妙，独具匠心地表现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的主题。在“内蒙古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刘大为创作中国画《昭君出塞》。作品人物塑造极其成功，位于画面中央的呼韩邪单于体魄魁武，个性鲜明，王昭君身材窈窕，怀抱琵琶温情地立于其旁，周围的胡人和侍女也形态各异，典型生动，加之猎猎旌旗、马匹与其它道具的描绘，非常成功地表现了这一历史佳话。此外，老画家孟喜元中国画《胡汉和亲图》《昭君出塞图》也是表现这一题材比较优秀的作品。

　　三千孤儿入内蒙古与草原母亲的故事，是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体现中华民族守望相助、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多年来，有不同的文艺作品表现这一题材。在“红色百年内蒙古——大型主题油画、雕塑创作工程”中，有多件表现这一内容的作品：程治国油画《国家的孩子》，真实生动地描绘了草原母亲与众多孤儿在一起，画面朴素自然、阳光和煦、温暖动人；三件同名雕塑《国家的孩子》，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或温馨、或浪漫、或欢快，都饱含真情，生动感人。特别是陈栓柱《国家的孩子》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用一弯明月将草原母亲与“国家的孩子”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可谓匠心独具。作品既抒情、浪漫、诗意，又具有纪念碑的特质，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作品。王永鑫等的连环画《草原母亲都贵玛》通过对草原母亲都贵玛倾心抚养28位上海孤儿故事的描绘，表现了内蒙古人民为国分忧、大爱无疆的高尚情怀。作品自去年6月出版以来，社会反响热烈，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有力地配合了正在开展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三.采取寓意和象征方式弘扬民族团结精神

　　寓意和象征是文艺创作的两种修辞方式。长期以来，内蒙古的美术工作者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把握民族团结的题材内容，在历史叙事中表现民族团结主题，而且采用寓意和象征方式表达民族团结思想，弘扬民族团结精神。如60年代初超鲁年画《样样有余》《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牛久远年画《人寿年丰》等，作品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民间艺术的类型样式，《样样有余》描绘了两个蒙汉儿童，一个骑白马，一个骑鲤鱼，既表现了丰收、吉祥、美好，又自觉地融入了蒙汉一家、和谐幸福的寓意；《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借鉴唐卡的形式风格，将蒙汉群众、农牧业生产、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幼齐聚一堂，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和草原儿女欢庆丰收、祈福吉祥、团结兴旺的主题；《人寿年丰》借鉴中国传统门神画的形式，构图饱满，色彩浓艳，中间是一位拉马头琴的蒙古族老人，5位各民族儿童怀抱麦穗、羊羔、瓜果等丰收之物环绕周围，很好地表现了人寿年丰、美满幸福的主题。明锐年画《欢庆丰收》借鉴中国传统年画中“五子登科”的样式，描绘了5个不同民族的儿童欢庆丰收的场景，作品喜庆欢快，充满浪漫气息。

　　70余年来，民族团结主题的美术创作，不但为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跟党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新时代的美术工作者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手中的画笔创作更多表现各民族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手足情深的优秀作品，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思想启迪和心灵陶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发挥积极作用，不辜负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