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得土炕就不懂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至少不懂得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而没有亲身睡过几年土炕的人，很难感受到这块黄土地和农民心头细微的振动。
我在土炕上出生并度过了童年，8岁进城就再不睡土炕了。没想到22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套，又睡了6年土炕。这好像是要唤醒我对土炕的记忆，激活我身上的土炕基因。
炕上冷暖
1968年12月，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临河县。这是靠近黄河的一个小县，城中只有一条碎砖铺成的东西街。招待所在街的最西头，一院清冷，迎接我的是屋里的一盘冷炕。数九寒天，几簸箕煤的微火怎能暖得身下的三尺冻土？一个月后，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和中专生，被送到一个村子里插队劳动。又是一盘冷炕，上面睡着我们四个男生。虽来自不同学校，现在却是同炕师兄弟了，上海来的年龄最大算是大师兄，呼和浩特来的两个是老二、老三，我排老四。而四个女生则被安排在后面一个农户家里。这间寒屋很久没有住人，风吹雪埋，尘网如织。一盘冷炕，占据了半间房，我们吃饭睡觉看书，全都在炕上。当地房子的结构是黄土地上起梁，上面搭椽，椽上铺红柳编成的篱笆（俗称笆子）代替瓦，并无顶棚。为了御寒，我从供销社用军用水壶打回一壶酒，直接挂在椽子上。房子不高，每天早晨起身，头就碰着水壶，就顺便仰头喝一口酒，暖暖身子，再哆嗦着下炕生火。
隆冬季节，滴水成冰，地里根本没有一点农活。在这个离家、离校的第一个冬季，就这样躺在冷炕上无事可干，只剩了一个“想”字：想家，想学校，想未来的前途。正是岑参的诗里说的“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
当时我们四人都没有对象，而后院的那四个女生倒是早解风情，各人身后都已有一根风筝线。窗外漫天飞雪，风狂沙舞，我们四个人仰躺在炕上，双手反插在头后，望着顶棚上裸露着的红柳笆子……西风凄紧，大漠黄沙，何处觅知音？
大师兄多才多艺，不仅歌唱得好，还会拉二胡，那琴声响起也能沉鱼落雁。那天我们四人躺在冷炕上说了些无聊的话，一直说到再无话可说，他便起身从墙上摘下二胡，“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他拉了一首《草原之夜》，曲随心生，如泣如诉，凄婉的乐曲回荡在塞外寒冷的夜空。众人叩炕沿而和之。“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最伤心处，是那句：“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我们四个人，一个学历史档案，一个学生物，一个学化工，一个学建筑，本该从事本专业工作，但当时都一起被摆平在塞外的这个冷炕上。“长亭连短亭，何处是归程？”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冬季，我们就这样在冷炕上辗转反侧，冷得身寒心颤，忐忑不定。
这个冷炕真正有了一点热气是临近春节时，房东需要做年食，他家一个灶火不够用，就在此灶煮肉、蒸馍、炸油糕。当地俗语“牛头不烂，多费柴炭”，把这个冷炕狠狠地烧了几天，才透过了热气。
开春后天气慢慢变暖，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于是白天劳动，晚上又重新收拾书包，再当读书郎，只是不上学堂而是上土炕。来时各人都带了些书，又不断向家里要了些书。还有邻村的知青，因不同的家庭背景带来的各色杂书。大家交换着读，又沉浸在书海中。读书可以治病，一点不假。文学永远是最好的兴奋剂，而诗歌更是强心针。一本《朗诵诗选》被我们翻烂了，背熟了，我几乎手抄了一遍。大家在炕头上大声朗读着，好像是要和窗外的北风较劲儿。
在这塞外的冷炕头上，我遇到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当时这本书已经缺了封面和封底。修辞学是研究文章词章怎样美丽动人的学问。我反复研读，其味无穷，还详细做了笔记。很多年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祭出陈望道关于修辞两大分类的说法，论证新闻不能散文化，可见经典的力量。
在塞外小村的一方冷炕上，埋下了很多学术的种籽。是这盘炕捂热了我们的身子，也回暖了我们的心。
炕上烟火
开春了，农事活动增多，我们也渐渐融入到了农民的生活中。白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关于生产调度、生活安排、邻里纠纷等等的事情，都在饲养院的一盘大炕上讨论解决。当时还没有电视机，就算没有什么事儿，男人们也都会凑到这里来，谈天说地。这一方大炕就是全村的“多功能厅”。而开会时总伴随着抽烟。烟具很有特点，并不是常见的铜烟锅、竹烟管、玉烟嘴之类，而是一根羊的小腿骨，名叫“羊棒”。任何动物的小腿都是中空细长，下端平开成三角形，这是为了支撑身体的重量，符合力学原理。利用羊腿制作烟具，正是利用了它的中空和那个三角平头。先将骨头刮洗干净，在腿骨前的三角平面处打一个小洞，镶进一个半公分深的小子弹壳，以装旱烟丝，在另一头配一个烟嘴儿。因为烟斗处很小，按进烟丝，抽一口即成灰，吹掉，再按，再吹。吹的力气比吸的还要大。所以当地抽烟不叫“抽”或“吸”，而叫“吹羊棒”。这样一按一吹，一明一灭，很是享受。
“吹羊棒”大约是由煤油灯时代延袭而来的习惯，盘腿在炕，就着灯头不停地吸、吹、按，也是带着一股特别的劲儿。所以，那时尽管饲养院早已有了电灯，但土炕上还是备有一盏油灯，抽烟的人你一口、我一口，频频做传灯状。屋里笑声、骂声和孩子们的打闹声组成了一首“大炕交响曲”，而那根羊棒在浓浓的烟雾中闪烁明灭，倒像是大剧院乐池里一根带着荧光的指挥棒。
后来我离开了生产队去县里工作，再后来又当记者，还是少不了下乡，仍然与土炕脱不了干系。那时候的干部讲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家吃派饭，睡土炕是经常的事儿。关于炕的记忆成了我脑子里永存的一卷河套风俗画。
一次到村里采访，住在一个50岁的社员家，我们聊的投机，他突然说给我做一碗疙瘩汤。这是北方产麦区最普通的饭食，我小时候母亲就常做。将面粉放在碗里洒少量的水，拌成半干的碎片，均匀的散入滚开的锅中，所以又名“拌汤”。但是无论什么样的高手，手拌的面疙瘩入锅后仍会大小不匀。只见他将拌好的半干半湿的面粉先不急于下锅，而是倒在案板上，用刀轻剁慢翻，再撒干面，再剁再翻。如此面疙瘩就可以细到任何你需要的级别。然后天女散花，下入滚开的锅内，起锅前倒入少许油泼葱花，满锅散打一颗鸡蛋，有异香。我得此“奇方”十分骄傲，从此凡家里要做疙瘩汤时，我立即抢入厨房，亲自操刀，乐此不疲。6年的河套生活，不知在土炕上捡得多少奇闻异事和验方。
炕上家园
虽然我后来离开了塞上，但一生也没有走出土炕的影子。
我在《光明日报》当驻站记者时跑的还是乡村。北方的村庄孰能无炕？
1980年我到山西忻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这里出了一个奇人叫岳安林。他于“乱烟”之中，静心研究农村科技。等到乡村经济的旧体制稍有松动，他就承包了公社养猪场，一年扭亏，并创造了一套科学饲养法，用华罗庚优选法设计饲养流程。我是在猪场的大炕上采访他的。共三间房三个大炕，一间他住，炕上堆满了饲料麻袋和书本； 一间炕头上烧一口大锅，兼做粉房；一间火炕的温度严加控制来做菌苗实验。我在这个猪场的土炕上住了几天，写了一篇《一个养猪专家的故事》，见报后收到5000多封来信，有不少人直接背着行李来取经。岳安林随即办了一个炕头养猪培训班，一下轰动全国。
山西神池县，为高寒风沙之地。山大沟深，去的记者很少。我曾进山在炕头上采得两个大写的人物。一个是乡村女教师贾淑珍，17岁嫁到一个只有20户人家的山村。这里交通极不方便，我去的时候还没有通车，吉普车开到山脚下，我手脚并用爬山而上。这个地方派不来教师，而孩子们也没法走出去上学。贾淑珍就在自己新婚的炕上办了一个炕头小学，这一办就是25年。直到我去的前三年，村里才为学校盖了三孔新窑洞。但仍然是在炕头上教学，有42个学生。我说给大家照相，孩子们就一窝蜂地跳下炕，争着在地上找自己的鞋。我盘着腿在炕上采访，窗户上有一盆红色的石榴花儿。窗外一只大红公鸡，隔着玻璃咚咚地啄那红花绿叶。公鸡、红花，一群叽叽喳喳的娃娃。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炕头授课图？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又逢一年一度的高考，媒体总是热心报道那些大城市里赶考的壮观场面，关注出了几个高考状元。有谁知道这深山里还有一所炕头小学，还有一个将青丝熬成白头的乡村女教师呢。
这个县有个八角村，一个叫高富的农民在16年前组织了七个平均年龄71岁的老汉，进山栽树。我采访时先后已有五个老人离世，高富已经81岁。16年，这七个老人共筑起36座土坝、绿化了8条沟……
最感人的还不是数字，而是他在炕头说的一席话。
他的小院共有三间房，老伴已去世，现就剩下他孤身一人。那天我们盘腿坐在正房的土炕上聊天。老人赤脚布衣，满脸沧桑，却笑声朗朗。手中拿着一杆晋北农民常用的铜头长身烟杆儿。他说：“我就是栽树的命，老伴走了，女儿接我进城，我不去。”一边用烟杆敲着墙说：“我的棺材已经备好，就摆在隔壁的炕上，哪一天树栽不动了，躺进去就是”。然后他点上一锅旱烟，慢悠悠地喷出一口白雾。谁说农村炕头上尽是些老婆娃娃、芝麻绿豆的事儿，且听一个劳动者怎样谈生命的价值。我当即为报纸写了一稿《青山不老》。25年后这篇文章收入人教版的语文课本。
有一年我到青海湖采访，我盘腿在炕，口问笔录耳听，面前的尕妹子唱着一首又一首的“花儿”，好像泉水淙淙，永远也淌不完。外面微风过野，雨声潇潇。我想起民歌里许多与炕有关的唱词：“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而李季、贺敬之这些大诗人更是直接从土炕上走出来的。李季诗：“崔二爷怕得炕洞里钻”，贺敬之诗：“米酒油馒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这些诗句从娘胎里就带着土炕味。我去看过中国东北端的大炕，不但大而且还有俄罗斯壁炉的味道。而我看到的最大之炕要数新疆南疆的民居土炕了，一间屋子里，炕就占了一大半，足有5米宽。待客、宴请、喝酒、唱歌等，都是在炕上举行。幸亏我炕上生炕上长，会盘腿坐炕，由此也与维吾尔族老乡拉近了感情，听着《十二木卡姆》欢快的弹拨乐声，心都快要飞了起来。炕上铺着大红毯子，三面墙上都是五彩壁毯，斑斓夺目。
中国的大炕从黑龙江一直铺到西藏，一炕跨东北、华北、西北，过中原，下西南，温暖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土炕养育了多少中华儿女，书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