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内蒙古艺术学院创作、根据赵海忠同名小说改编创作演出的民俗风情话剧《匠者》,近期在该校新华校区展演。该剧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精神指归,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审美观感,赢得了观众的赞叹。
一、一幅充满陌生化审美效果的西部农村民俗风情画卷
这台话剧忠实承袭原作挖掘和保存“濒危的”农村民间匠艺文化、赓续弘扬其间蕴含的中华传统工匠精神的题旨立意,主要选取了原书第一章“暗斗明争”中的大鼓匠、第六章“八匠之首”中的八木匠、第四章“水火精灵”中的田老太(压粉匠)3位“匠者”的匠艺生活断面,及其技艺展现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韵味,又通过将原书中极具性格特征并富含人性深度的主人公三干头与其妻(天津下乡知青)紫丹,作为贯穿全剧并承载题旨表达功能的主线人物,倾情演绎了一出酣畅淋漓的中国西部农村民俗风情大戏。那个由上海流落到杏村的、本是大都市艺界高人出身的大鼓匠,带着后山土生土长的一个鼓匠班子,吹唱数板表演的传统二人台《讨吃调》《戳咕咚》之类的民间传统曲牌,以及遭到三干头和三画匠恶作剧暗算后,用拔掉哨子的唢呐吹出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妙之声”;那个矢志不渝、刻苦钻研、充满传奇色彩的八木匠打造并呈现在舞台上的大红躺柜,以及三干头被关在躺柜中假定性情境的绝妙表演;那场田老太到贺大头家和面压粉的饸烙床锅头匠艺图,以及三干头蹭吃遇冷、踩翻粉条笸箩和田老太亮出奇技洗净泥粉的绝活儿异趣,都让人在开眼惊叹之余,不得不认可,这是一台在内蒙古舞台艺术中甚至在全国文学艺术中都罕见的独特题材话剧,同时这又是众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农村人或后天城市人曾经司空见惯的、但正在被淡忘的生活记忆。也正因为如此,该剧特有的“非遗保护”般的、甚至是“文物挖掘”般的文化视角和艺术表达,才能在广大观众中产生或者是强烈共鸣、或者是打开一片全新生活面的陌生化效果。这种久违了的艺术题材选择启示我们,艺术创作题材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我们的舞台剧创作,不仅要重视因应于各个重要历史节点和紧紧追随社会生活热点的主旋律题材(这是非常必要的),也不应忽略那些类似于“濒危动植物”命运的非遗和历史文化题材领域的、以及一切有价值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题材领域的开掘与创作,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进而形成更加完善合理的艺术生态。
二、一座蕴含在“匠者”行业中的民族传统精神富矿
匠者们所从事的匠艺,在当代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有的正在式微,有的已经成为了历史。正如《匠者》小说里所言:“木匠活儿很快就实现了电动化”,八木匠多年无活儿可干,“时间不长就被淘汰”了。但是蕴含在这些匠人们身上的工匠精神和行业优良传统,却可以世代传承永不消失。该剧尤其是其原著之所以将目光聚焦在后山历史文化的厚重土层中,将大鼓匠、八木匠、田老太这一颗颗久远尘封于泥土中的浑金璞玉般的珠玑发掘、打磨出来,串接成这样一件闪烁着文化之光的珠串,其意义正是在于让这其中不少面临失传的匠艺文化遗产留在现代文明的记忆中,更让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文化血脉得以弘扬和传承。在剧中,我们看到大鼓匠用无哨唢呐、负气吹出回肠荡气的一曲独奏。那不是一曲普通的唢呐曲目,甚至不是任何一曲唢呐吹奏,那是对处于艺术表演最底层的鼓匠艺人们生存状况的尽情咏叹,那是大鼓匠向自己坎坷命运演艺生涯的最后告别,那也是对卑劣人性的谴责挞伐和对美好人性回归的泣血呼唤。这些,虽然由于二度创作所选曲目的表达不够到位,以至于原作中的意图表达得不够充分,但是此处舞台情境的营造和戏剧动作的呈现,应该说还是达到了全剧自觉追求的文化深度。其他如八木匠身上体现出的朴实人情道德和木匠行业操守、田老太性格中那种毫不掩饰的耿直率真以及终不失豁达包容的人情演绎,都无不体现出蕴含在有限匠艺深处的优良文化传统的无限赓续。
三、一则历尽沧桑后的灵魂拷问和寓言式精神指归
纵观全剧,仿佛是一则精心巧构的寓言。一开场,就是久别故园漂泊异乡的本村游子匠人们,无限感慨唏嘘地回到杏村这片封存着他们刻骨铭心记忆的热土。这在当下农村尤其那些偏远落后的穷乡僻壤,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村庄的主人们,由于贫穷等方面的困窘或创伤,纷纷离乡背井,导致这些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而通过剧情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三干头在剧中一系列恶作剧式的人性扭曲行为表现,似乎与农村这种“空心化”有着共同的因由。惟其如此,他在随着天津知青妻子返乡进城经商发迹历尽沧桑之后,经过反省自己当年劣根性纵情挥洒的不堪往事,于无限懊悔之余,决定倾尽所有,为昔日自己伤害过的乡亲们留住一份魂牵梦绕的乡愁——这是一种无声然而深刻的灵魂拷问和人生顿悟。最后在全剧的尾声,我们也如愿以偿地看到,以跟三干头怨愤最深的大鼓匠为首的乡亲们,面对着自家本应早已破旧甚至坍塌的旧居,竟然被他们所厌恶的三干头投资修缮得完好如初,面对着因过度劳碌已经辞世的三干头精心设计打造的“杏林深处”这一文化旅游振兴家乡的美好愿景,纷纷表态要叶落归根回到杏村。此间的寓意,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它预示着以往由于贫穷落后积怨伤心离乡背井的农民们,终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世风的转变,初步完成了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嬗变与升华,也从而彰显出本剧题旨立意的深沉和厚重。
如前所述,随着剧情的推进和演绎,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感觉到一种隐藏在剧情深处的非遗情怀,以及类似考古般的开掘意图。与这种情怀和意图相应的是,该剧不论一度创作还是二度创作,都没有选择主流话剧的普通话语言风格和现代舞台表演风格。在台词创作和语言风格上,剧本忠实遵循了原作的西部农村特色特别是后山生动传神诙谐俏皮的民间语汇。相应地,在舞台调度和演员表演中也大量吸收了二人台的台风和做派。特别是扮演主人公三干头的演员,把二人台那种后山人喜闻乐见的民间表演风格,在这台话剧中呈现得淋漓尽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话剧道白中,普通话和后山方言交织融汇,有时让人感觉到京剧净角常用的韵白中偶尔夹杂京白的趣味,但整体上却没有生硬违和之感。当然也毋庸讳言,其他多数演员的话白风格,往往让人难免产生这种违和之感,甚至进一步让观众产生这到底属不属于方言话剧的困顿。
这就说到该剧目前尚存在的不足方面了。除了前面提到的大鼓匠两段重头唢呐表演,所选曲牌或者说是音乐设计都不太吻合剧中特定情境之外,与之相应的大鼓匠撕心裂肺的无哨唢呐吹奏,在原著中对3画匠(在本剧中主要是三干头)人性或者说灵魂的震撼和唤醒,在剧中却没有像小说中那样得到相应的照应,哪怕是在全剧尾声处,通过三干头的灵魂剖白,体现出这种振聋发聩的民间艺术魅力也好。此外,总体上全剧的时代精神还不够强烈,建议通过“杏林深处”不仅仅是民俗博物馆,而且是(事实上也确实是)一处独具民俗匠艺文化品格的文旅产业振兴乡村网红打卡地,在剧情中予以适当强化,以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