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边缘錾刻“索 丰州录事司官于”八字押记，是官府验记铭文，也是证明铜镜身份合法的标记。

　　背后是用于穿系绳子的圆形镜钮。钮的上下左右顺时针依次铸有“真容无鉴”四字铭文，字形方正，笔画平直，字与字之间用两两并蒂的倒挂金钟花形装饰。

　　铜镜在中国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是古人正衣冠、饰面容的生活用品，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星河中，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铜镜不仅是古代青铜艺术的珍品，更是一种特殊的传统文化符号。

　　金代的铜镜有着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题材和深刻文化内涵的铭文。虽然金朝与南宋朝在长期对峙中形成了南北分治的局面，但是宋、金并未完全隔绝经济与文化的交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以及后续统治者如金熙宗、海陵王等，均大力推行中原文化，使得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很大进步。金代铜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随着中原文化深入金地，中原地区匠人技艺引入，铜镜作为金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制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纹饰主题倾向中原文化特色，题材内容丰富起来。“真容无鉴”铜镜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这面铜镜由乌兰察布市文物站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当地征集，现收藏于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二楼第三展厅。铜镜为圆形，素宽缘，圆形钮。钮外錾四组倒挂金钟花形装饰，两两并蒂，镜背面錾“真容无鉴”四字铭文，形体极具魏晋南北朝风格。镜边缘錾刻“索 丰州录事司官于”八字押记边款。

　　“真容无鉴”铜镜的铭文和图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据考证，“真容”二字应为大宋王朝法制内的“去伪存真”之意，“无鉴”二字特指形迹原本、不失原态。

　　另外，鉴是古代一种金属制作的盛水大盆，在镜子发明之前，古人常用这种大盆盛水当作镜子，因为鉴可作梳妆打扮之用，所以铜镜发明后，即称“鉴”。《广雅·释器》记载：“鉴，谓之镜也。”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真容无鉴”字间间隔的“倒挂金钟”花形纹在中国文化中有“警钟长鸣”的寓意，提醒人们要有时刻保持警惕之心。靠近镜缘一周，夔（kuí）凤纹与祥云纹相间。凤纹、祥云纹是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表达了吉祥、喜庆、幸福的愿望以及对生命的美好向往。

　　“索 丰州录事司官于”押记边款中，“索”字錾刻于“丰州录事司官于”的上方，应为持镜者的姓氏。“丰州”，是地名，即丰州古城，在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辽代属西京大同府管辖，金代为西南路招讨司，元代属大同路管辖。丰州的冶炼技术由隋唐发展而来，传至金代。虽然宋、金对峙，交通断绝，但是丰州境内却保留了许多中原工匠和先进的冶炼技术。“录事司”，是官署名，是金元时期管理城市民政的机构。《金史·百官志》记载：“金置于府，设录事一人，正八品，及六名司吏”。“官于”，是监管铜制品的官吏。

　　后来，金朝与南宋朝的经济模式发生了转变，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互补的过程中融合，铜镜的装饰艺术也形成崇尚自然、世俗化的审美情趣。

　　金朝因为缺铜，朝廷曾数次发布诏令，禁止民间私自铸造铜镜，这也是金代铜镜普遍品质较高的原因。人们购买铜镜后，需要在居住地官府设置的专门机构进行检验，并在镜面边缘“錾刻押记”，便于官府日常执法时检查。所以，镜背边缘刻字，是金代铜镜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鉴定具体年代最明显的标志。“真容无鉴”铜镜就是这类刻字铜镜，使用者按照当时的“铜禁”政策，在丰州路录事司进行了检验登记，官府匠人在镜背边缘錾刻了“索 丰州录事司官于”押记，表明该铜镜可以合法使用。

　　铜镜由铜、锡、铅等合金制成，比例调配得当才能保证镜子的质量和光泽。金代铜镜铸造工艺精湛，从选材、炼铜、制模到最终的打磨抛光，每一道工序都要求极高，无论是镜面的平整度、光泽度，还是纹饰的细腻度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铜镜，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深厚内涵，“真容无鉴”铜镜不仅是当时工匠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也是研究流行年代及使用地区的宝贵实物资料。

　　(本版图片由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