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忘记这一天？今天，我们讲3个故事。

　　一个蓝布包

　　1931年9月，巩天民30岁出头。他从学徒一路摸爬滚打，此时已是沈阳的一名银行家。九一八事变后，巩天民亲眼见到日军荷枪实弹阔步沈阳街头，如入无人之境。他愤慨心痛至极，随即印发传单，呼吁工商界“不受日寇愚弄，我们有祖国，不是亡国奴。”

　　当时，巩天民和沈阳的一批知识分子组成了“抗日爱国小组”，成员有9人：巩天民、刘仲明、邵信普、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张韵泠，他们中有银行家、金融家，也有医学家和教育家。不久，抗日爱国小组听说国联将派李顿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九一八”真相，召开紧急会议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刻收集日本侵略中国及制造伪满洲国罪行的铁证。

　　对手无寸铁的他们来说，取证是相当危险的。每聚会一次，他们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每次出门，巩天民都会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为了拍摄关东军司令部门口的公告，毕天民趴在对面商铺的房顶上苦苦等待。等到一辆汽车恰巧经过司令部门口，毕天民借助汽车发动机的嘈杂声迅速按下快门。

　　比告示更难“取证”的是，日军直接发给伪满洲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巩天民利用社会身份，秘密联络相关人员，偷取伪满财政厅机密文件。抗日爱国小组成员的夫人们也加入了进来，在整理资料、翻译证据的教堂中，每当有日伪特务突然闯入，夫人们便弹奏起事先约定好的曲目，大家装作在此处打牌、聚会。最终，抗日爱国小组成功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形成了一份300多页的详实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而签下真名则意味着日军随时可能找到他们，这无异于在“生死簿”上签名。9位君子毫不犹豫，郑重签下名字，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还特意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并绣上了红字“TRUTH”（真相）。

　　当时，调查团被日军严密监视，抗日爱国小组无法提交证据，几经辗转，他们找到了爱尔兰友人倪斐德，请他代为转交。倪斐德激动地说：“我若因此而死，我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

　　1933年，国联通过了调查团报告书，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并开展报复行动，抗日爱国小组中的8人被捕入狱。巩天民经受了40多天的严刑拷打，仍未泄露任何秘密。后来，沈阳人尊称抗日爱国小组的9位成员“沈阳九君子”。

　　TRUTH资料的最后部分，沈阳九君子写着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且永远当中国人。”

　　一个转系决定

　　1931年9月，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两个一百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当时他准备学习自己擅长的文科。刚入学几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钱伟长得知消息后，跟同学来到了圆明园，看着眼前的凄凉景象，他当场痛哭。废墟上，一位清华学长正在演讲，说中国近百年以来总是挨打，就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没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下决心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决定转进物理系。

　　当时，钱伟长的物理、化学、英文三科成绩加一起只有25分，想要学习物理简直是天方夜谭。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在钱伟长的软磨硬泡下终于松口，“一年中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

　　为了能达到转系要求，钱伟长废寝忘食地学习。一年后，他进入物理系。1935年，钱伟长从清华大学物理系顺利毕业。

　　后来，钱伟长最终实现了“科学救国”的抱负，他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钱伟长与钱学森合作，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这两个举措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输送了大量的科研人才。

　　钱伟长曾说，“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与世长辞，享年98岁。

　　九一八，这个用鲜血凝成的数字，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九一八，不敢忘，不能忘！

　　（据《人民日报》微信）

　　一顿没吃到的饺子

　　1932年，杨占有刚30多岁，家住抚顺平顶山。那一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特别亮，杨占有全家24口人都住在一起。八月十六中午，杨占有家煮好了饺子，正准备吃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群日本兵，挨门挨户用刺刀把村民们赶出来，说要给村民们照相。日本兵用脚踢，用枪托撞，拼命赶着人群向前走。杨占有回头一看，家里的房子已经被点着了，熊熊烈火烧红了半边天。日军将村民们赶到草坪上，杨占有一家紧挨在一起坐着，他前面不远的地方架了两个“带脚的东西”，上面各蒙一块三角布。大家都以为是照相机，纷纷议论着。嘈杂声中，日本兵把架子上的三角布揭开，杨占有这才看清，那根本不是照相机，而是机关枪！

　　“突突突突……”杨占有还没反应过来，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杨占有的亲人们倒了下去，尸首就压在他身上。“机关枪一个劲地嚎叫，震耳欲聋，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来回疯狂地扫射，一簇簇的人群倒下去。”

　　机关枪扫射后，日军又用刺刀一个个刺。杨占有因为被压在最底下，逃过一劫。一直到太阳落山，日本兵才离开。杨占有推开身上的尸首，试图看清周围发生了什么。很多年后，他这样形容这地狱般的场景：“我的眼睛被血迷住，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眼睛张开，睁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全是尸首。有的脑袋崩裂，有的胸膛开花。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身受几十处重伤，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来。有的在作绝命前的惨叫，有的在发出低微的呻吟声，还有各种各样没法形容的惨状，叫人目不忍睹。再往远处一看，整个平顶山堡子全烧光了，只剩下一点余火还在燃烧。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了，成了一片血海，阵阵晚风卷着又咸又腥的血腥味，夹杂着机枪射击后的烟硝味扑鼻而过，令人痛感分外凄凉。”

　　这一天，日军杀害了包括杨家18口人在内的3000多名无辜村民，并焚尸灭迹，纵火焚毁800多间房屋，这一事件被称为“平顶山惨案”。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八月十六，月亮依然很圆，可杨占有家煮好的那顿饺子，却再也没人能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