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菜园子里,每年都会有辣椒的一席之地。
立夏前,母亲会在院子里辟出一小块长方形,种上两行不同品种的辣椒。种辣椒几十年的母亲,并不知道此物是外来物种,更不了解辣椒在中国的传播颇富传奇色彩。
辣椒原产于美洲,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时,一位船医将辣椒带回了欧洲。
辣椒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这个节点还要晚上近100年。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遵生八笺》,是迄今为止关于辣椒最早的文献记载:“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此书的作者高濂是杭州人,喜造园。可见,辣椒初登华夏,是以观赏作物出现的,并未入蔬菜和调味品之列。
关于辣椒最早用于食用的记载,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贵州《思州府志》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于代盐”。
那辣椒在中国饮食中遍地开花到底起于何时?曹雨所著的《中国食辣史》给出了答案:“1900年至2000年,是辣椒在中国饮食中全面蔓延阶段,革命和移民赋予了辣椒新的、原生的、符号化的概念,使之在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巨变的20世纪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饮食中的重要一部分。”
追溯辣椒在内蒙古的足迹,要从走西口说起。明末至民国初年,当晋陕移民沿着黄河的脉络艰难北上,他们行囊中或许有几粒辣椒种子。托克托县,这个黄河上中游分界处的古渡口,曾是“东通幽燕、西接河套、南连晋陕、北系大漠”的水旱码头,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交汇。辣椒便是在这样的际遇中,随着移民的脚步落入了这里的黄土。据考证,托克托县辣椒的栽培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以前,约160载光阴。被称作“灯笼红”的辣椒,形如灯笼,顶端三瓣微张,皮红肉厚,香而不烈,是黄河水土与移民智慧的结晶。
而在千里之外,西辽河畔的开鲁县,红干椒的故事起步稍晚,却有着另一番气象。开鲁县志有载,开鲁种植红干椒已60余年,真正迎来转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动,开鲁人敏锐地抓住了机遇,将辣椒从庭院引向了大田,由自给自足的作物变成了商品。短短数十年间,这里已崛起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红干椒生产基地,数十万亩椒田在秋日里铺展成一片燃烧的海,享有“中国红干椒之都”的美誉。
若将两地的辣椒置于一处细品,便能尝出微妙的不同。托克托县的“灯笼红”“香而不辣”,那香气醇厚绵长,如同黄河的流水,滋养了那道名扬四方的“托县炖鱼”——用本地胡麻油炝出辣椒的红艳,再与黄河鲤鱼同炖,汤色鲜红,鱼鲜与椒香交融。这道菜既是非遗美食,也被视作各民族饮食文化互鉴的味觉符号。开鲁县的红干椒则是“香辣型”,皮红肉厚,维生素与辣椒素含量颇高,是“老干妈”“康师傅”等品牌钟爱的原料。
它们都是历史结出的果实。托克托县辣椒的香,沉淀着走西口移民与当地牧民生活智慧的交融,从码头灶台飘向节庆餐桌,成为“中华民族一家亲”最生动的味觉注脚。开鲁县辣椒的辣,则涌动着一股敢为人先的劲头——从庭院到大田,从传统经验到标准化生产,再到建成全国首个出口辣椒“大基地”,远销日韩与东南亚。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秋收时节。托克托县的农家院落里,一串串“灯笼红”辣椒被高高挂起,如红帘垂落,映红了屋檐,也映红了农人的笑脸。而在开鲁县广袤的田野上,采摘、分拣、装车,一片繁忙,辣椒经纪人穿梭其间,将火红的果实送往天南海北。
从黄河“几”字弯到科尔沁腹地,岁月赋予辣椒不同的禀赋,却共同指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