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地区历史上各民族的交融汇聚，正是对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历史的生动诠释，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作了生动注解

　　●北疆文化集中体现了历代生息繁衍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维护祖国边疆安宁、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奋斗历程，造就了内蒙古地区对大一统观念高度的向心力，熔铸形成了爱国忠诚奉献、守边护边的优良传统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宝贵品质

　　□翟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包括北疆文化在内的多种地域文化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向心力，表现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性，最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内蒙古地区的发展史，清晰展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贯穿着各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内蒙古地区历史上各民族的交融汇聚，正是对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历史的生动诠释，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作了生动注解。

　　早在文明起源的史前时期，像点点繁星一般的史前文化聚落就在北疆大地上熠熠生辉，生活于其中的史前先民们在创造自身文化的同时，始终与周边尤其是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往来。典型的如红山文化，从中发现的玉龙、祭祀仪礼就与中华文明早期传统的玉龙文化、祭典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广泛存在着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更是吸收了欧亚大陆上尤其是中原地区的铸造工艺；在内蒙古黄河流域分布着的后城咀石城遗址、岔河口环壕聚落等，就是中原仰韶文化的典型类型，可以说史前时期的这种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一部整体的早期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春秋战国时期，北疆地区的诸游牧部族纷纷南下，与诸侯国发生或战或和的关系。战国晚期，秦赵燕三国大力开发北部边疆，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密切与林胡、楼烦等部族的关系。秦赵燕三国纷纷修筑长城、设立郡县，巩固了北部边疆，奠定了大一统的历史基础。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正式把北部边疆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西汉“昭君出塞”促成汉匈和亲，匈奴部众大规模南下内附，生活在北疆地区，为汉朝守边护边，并与其他各族百姓共同开发了祖国北疆。从呼伦贝尔大森林走出来的鲜卑人，南下来到阴山建立代魏政权，发展到北魏孝文帝时期主动推行汉化改革，推动了这一时期北疆各族的大规模汉化进程，为隋唐时期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隋唐元明清一次又一次的大一统和持续不断的大融合，使得北疆文化中孕育的大一统因素及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性愈加深入、巩固。隋唐王朝在北疆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安置大批南下归附的诸如回纥、突厥、契丹等北方游牧部族，形成“参天可汗道”，极大地便利畅通了北方部族南下归附。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部族契丹、女真、党项和蒙古等先后兴起，联合其他部族在北疆地区先后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与中原地区的五代十国、两宋，西南地区的大理、吐蕃等政权竞相出彩，最后经过300年的历史演进，以蒙古民族为主导建立的元朝再一次实现了全国大一统格局。至此，北疆地区各族人民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向着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的层次发展。元朝时期，北疆部分地区成为中央政府直辖的“腹里”核心范围，统治者在这里建章立制。明代时期，以土默特等部为代表的蒙古诸部积极南下，要求与明朝政府进行封贡互市，以求贸易往来。明朝中期发生在明蒙双方的“隆庆和议”，成为见证北疆各族追求和平统一、积极推动交融、体现高度凝聚力的重要历史事件。清朝时期，漠南蒙古诸部主动归附，清朝实行盟旗制度、满蒙联姻等有效策略，对北疆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管辖和治理。北疆地区纳入到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之内，是北疆文化坚守统一性、突出认同性的最好历史见证。

　　近代以来，内蒙古各族人民为抵御外侮作出了巨大贡献，体现了最为真实和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内蒙古各族人民始终心向党、心向党中央，体现了高度的凝聚力、向心力，坚定不移跟党走，在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开展了不屈不挠的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最终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内蒙古各族人民也迎来了崭新的时代，过上了光明幸福的新生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长期保持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始终如一地保持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是北疆文化中蕴含的坚守统一性、突出认同性的基本特征的最佳体现。

　　纵观北疆文化的发展演进历程，可以总结出北疆文化中蕴含的坚守统一性、突出认同性的基本特征具有独特的表现方式。

　　一是具有鲜明的主动性。东汉时期，部分匈奴部族主动南下内附汉朝，与其他各族百姓长期生活在阴山地带。隋代，突厥启民可汗主动南下朝见隋炀帝，接受隋朝羁縻管辖。唐代，北方诸族主动尊奉唐朝皇帝为“天可汗”，并开通“参天可汗道”。元朝统治者忽必烈主动南下驻跸金莲川草原，延揽大批汉、契丹、女真等族士人，大量采用中原传统政治制度，开启中原王朝治理模式。清代，满族统治者创制了大量满蒙汉兼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努力学习汉字、汉文化，提升治国理政能力，从而巩固了大一统格局的深化和稳定。

　　二是在进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持续频繁、全面系统的特点。兴起于史前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涉及的民族众多，而且开展的贸易往来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草原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北疆地区成为这条绵延几千年的交流往来之路上的黄金通道，凸显了北疆文化在坚守统一性、突出认同性方面的重要特征。明清以后，草原丝绸之路的典型表现形式被称为“万里茶道”，成为从经济、文化等方面维系、联通北疆与周边地区的重要通道，更为我们今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人文交流的历史基础，丰富了文明互鉴的厚重内涵。

　　三是具有主体推动性特点，具体表现为积极融入、深度认同、全程参与、共同创造。生活在北疆地区的各族人民，是推动北疆地区民族大融合、维护全国大一统的主要群体。比如建立北魏的鲜卑贵族，在以盛乐、大同等地为统治中心的几百年时间里，积极主动地推行汉化改革，实行南下迁都、习汉话、改汉名、与汉通婚等举措，掀起了北疆地区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浪潮，其参与程度之深、融合力度之强，在中国历史上均属典型。契丹人在北疆地区建立辽，学唐比宋，将自己视为中华正统。其后建立金的女真人，同样将建立全国大一统格局作为最高目标，长期与文化高度繁荣昌盛的两宋对峙并立。代表中国历史“正统”地位的“二十四史”中，《辽史》《金史》与《宋史》并列，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明朝政府在北疆地区修筑长城，但并未隔绝各族人民的交流往来，最初作为军事工程的长城，后代逐渐成为文化往来的守护者、经济贸易的见证者。北疆地区不仅有蒙古人，也生活着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各族百姓共同建设“丰州川”，明代著名的“板升”农业就是由蒙汉等各族百姓共同建设发展而形成。

　　梳理内蒙古地区“多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历史可知，在不同历史时期活跃着的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在这里，民族迁徙、相互通婚、商贸往来、文化交流频繁发生，为内蒙古地区的发展进步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清晰地展现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共同的、稳定的集体记忆，为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实现高度的相互认同提供了实证根据。因此可以说，北疆文化集中体现了历代生息繁衍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维护祖国边疆安宁、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奋斗历程，造就了内蒙古地区对大一统观念高度的向心力，熔铸形成了爱国忠诚奉献、守边护边的优良传统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宝贵品质，为不断引导和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石。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北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