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塞，悠悠岁月。2000多年前，黄河流经阴山脚下，形成了水草丰茂的河套平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中原地区历代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争夺的地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发生了交替、碰撞、融合。

　　鸡鹿塞于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巍峨的阴山、辽阔的草原、富饶的平原都将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者。

　　遗迹 黄河改道留下的“城”

　　古老的黄河蜿蜒曲折,自兰州东流进入黄土高原，因地势阻挡，顺流北上，出内蒙古磴口县后，进入地势平坦的河套平原。

　　磴口，以黄河渡船的岸口驿站而得名。据史书记载，磴口地区是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九原邑管地，“赵武灵王时属高阙山南九原西部地。”

　　秦统一六国后，命令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上，城河上为塞，并北渡黄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城屯兵驻守，移民垦边，于是，磴口地区得到第一次农业开发。

　　秦朝在全国分设郡、县两级行政管理体制，磴口地方为九原郡九原县的辖地。汉朝，在这里设立过临戎、三封、窳浑等县，并修筑鸡鹿塞，统归朔方郡管辖。 

　　由于磴口地区是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包围中的一块绿洲，屏山阻河，易守难攻，加之地易产牧，食盐资源富足，所以历史上成为北方游牧部落和中原王朝争夺的战略要地。

　　1963年，北京大学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与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来内蒙古实地考察后，确认了汉代北方阴山地区著名的军事要塞鸡鹿塞的位置就在黄河北岸的高地障城。

　　黄河自北地郡富平县向北流，进入了朔方郡内，河水向东转弯的地方是朔方郡窳浑县（大致相当于今磴口县境内）。这是西北三郡——安定、北地、朔方边境上唯一的西行路口，同时大量移民到此屯垦。

　　《水经注疏》中这样记载：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有道自西北出鸡鹿塞。《汉书·地理志》写道：“窳浑县南有大道，西北出鸡鹿塞。”说明鸡鹿塞地处窳浑县域内，意即磴口县境内，今名哈降格乃山口。

　　阴山南麓这一片古代称为“河南地”“朔方郡”的地方本就是黄河流域，经过历史上黄河数次大改道，现今的河道是汉朝时期黄河的南河，而鸡鹿塞脚下的北河乌加河才是汉朝时期黄河的主干。今磴口县黄河以西有较大海子31个，多为黄河改道而遗留下来，总面积4万亩以上。

　　鸡鹿塞在秦朝已经是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当年，鸡鹿塞脚下黄河奔流，窳浑县城东有大泽——屠申泽。据《水经注》记载，河水（黄河古称）入套，南北分流，史称“南河”“北河”，南河是支流（即现今之河道），由今磴口县哈腾套海林场以北的黄河分流后向东流去。

　　北河是主流，与南河分开后，流经现磴口县、杭锦后旗至狼山前，然后折向东流，并沿狼山流经杭锦后旗、临河区、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出西山咀与南河汇流。

　　南河与北河之间的地带，一般称之为河套或后套地区。古代河套依山带水、气候适宜，沃野千里，曾是鸡犬相闻、阡陌纵横的汉代垦区。秦汉时，狼山林木葱葱、满山翠绿，山前河水滔滔、沃野千里，这就是鸡鹿塞为什么要建在这里的重要原因。

　　传说 昭君出塞的历史佳话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曾三上长安，与汉朝修好。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又赴长安，汉元帝将王昭君以公主身份赐予单于为妻，同年相伴出塞途经鸡鹿塞。

　　王昭君，姓王名嫱，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相传，王昭君当年就是从长安出发，过鄂尔多斯高原、黄河，经鸡鹿塞进入漠北高原，成就和亲佳话。

　　汉元帝为纪念此次和亲而改元“竟宁”。“竟”同“境”，“竟宁”取“边境安宁”之意。昭君出塞后，汉朝与匈奴政权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迎来“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太平盛世。

　　来自巴彦淖尔的文史资料记载，王昭君在鸡鹿塞居住了两年之久，在她居住期间，每天早晨都有雄鸡高唱，傍晚有阵阵鹿鸣，当地人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所以取名为“鸡鹿塞”。

　　鸡鹿塞全用天然石块砌成，筑于距沟底高18米的山坡平台上，呈正方形，虽经2000多年风雨剥蚀，仍然整齐坚实。南墙偏西部有一开口，是城门所在，城门外有入口的小围墙是瓮型城门，城的四角有突出部分类似后来的“马面”。靠南墙东部内侧和西北角砌有蹬道，是我国最早的瓮城之一，易守难攻。

　　城内出土文物有汉代绳纹砖瓦、灰陶片、箭簇和一件青铜弩机。在古城周围十公里范围内有9座大体完好的烽火台，鸡鹿塞和烽燧共同组成了汉王朝西北边陲的军事要冲。

　　隋朝杨广有诗云：“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诗中“鹿塞”即指磴口境内“鸡鹿塞”。

　　昭君出塞，使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

　　王昭君去世后，厚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后人称之为“青冢”。

　　昭君出塞和亲，使天下为一家。它所展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深层原因。

　　屯田 开启河套地区农业开发先河

　　当呼韩邪单于经由鸡鹿塞出塞时，汉朝还赠送边塞地方屯垦生产的粮食三万四千斛之多，约合今100余万公斤，可见当时朔方郡一带屯垦生产的繁荣。

　　侯仁之、俞伟超联合撰写的《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指出，黄河提供了适宜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资源，使内蒙古黄河流域成为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中心之一。位于黄河中上游两岸的河套地区依托黄河带来的自然条件，从汉武帝设立郡县直至东汉初年的一百多年间，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尤其体现在农业方面。

　　河套平原地处汉代北方边境，黄河贯穿其间，水草丰茂，形成了农牧皆宜的环境条件，也因此成为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图改革，胡服骑射，将势力扩张到阴山南麓地带，形成了农耕和游牧文明的碰撞。

　　西汉时期，经过休养生息，在公元前127年，“遂取河南地，筑朔方”，中原与北方地区展开了密切的互动，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该地农业经济在交互中的作用，河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宜耕宜牧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汉匈交融的经济与文化廊道。

　　鸡鹿塞作为中原北方地区重要的关塞，边境的互市也为文化互动提供了另一种渠道，因为它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以物品为媒介传播农耕文化，也吸引了大量北方地区民众前来。

　　虽然目前河套地区关市的分布尚不明确，但自汉文帝开关市以来，北方地区一直相当重视这种贸易形式。据贾谊《新书》记载，汉朝的美食和美酒一直是市场上深受北地人们喜爱的货品：“农耕文化可能通过饭食和人口流动向北方草原扩散，逐渐被融入游牧社会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指出：“在河套地区大规模发展农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发起的深入持久而全面地主导一个地区的经济进程，也是中央政府边境开发的典范之一。”

　　黄河对河套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黄河带来的水资源和土壤资源是农业经济的重要基础，为人们在该地区定居和农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依托于合宜的自然环境，汉代的边疆政策得以实现，在黄河水网附近建设郡县，从中原地区移民充实边境并纳入屯田体系，强调农业种植，为边防驻军提供物质基础，成为汉政府稳固边疆的关键因素。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鄂尔多斯博物馆、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磴口县文化旅游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