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外的路边，我又看见那口被遗弃的老陶缸。缸沿裂了，箍着一圈已经生锈的铁丝。早些年，它立在农家院里，盛水、存粮，是过日子的要紧物件。如今缸身斑驳，半陷在野草里，田旋花顺着缸脚密密匝匝地开。花开得热闹，却再没有人走来，为它盛满一缸清水。

　　入夏后雨水勤，田里少见劳作的人，四周显得空寂，草木却长得蓬勃。老瓜瓢、艾蒿、益母草、甘草、老鹳草，一株挨一株。老话说：“乡间无杂草，认识是个宝。”那些童年时日日相见、伸手便能碰到的野草，如今再看，才知道其中许多也被收进了中草药书籍。它们生长在故乡，也生长在我已经远去的童年里。

　　小时候的乡下没有精巧玩具。我们的欢喜，大半是山野给的。春天挖婆婆丁、苣荬菜，夏天寻老瓜瓢、麻果。实在无事，就蹲在蚂蚁窝旁，用一根草逗蚂蚁，也能玩上半天。风从河滩吹过来，带着草叶和泥土的气息。那时候不觉得稀罕，如今想起，却格外清楚。

　　做木匠的父亲既懂树木的脾性，也懂野草。哪种能吃，哪种喂猪，哪种牛马爱吃，他心里都有数。最寻常的是小蓟，我们从不叫学名，只叫刺菜。就像村里人喊谁家的二丫、谁家的小石头，草木也都有自己的乡间小名。刺菜叶缘生着细刺，看起来厉害，春天刚钻出地面的嫩苗却柔软碧绿。

　　放学以后，父亲常带我和五姐赶着马车去割草。村子紧挨西拉木伦河与新开河，那时内涝多，田间挖着一道道排水沟，本地人叫“条田沟子”。沟边的山黑豆、好汉拔长得肥厚，路边的刺菜、苍子棵也借着雨水疯长。镰刀挥下去，不多时，马车上就堆起半车青草。

　　野草拉回院里，母亲把其中的野菜切碎，倒进大陶缸，浇上沸水，再拌玉米面和稻糠喂猪。发酵后的气味并不好闻，猪却吃得香，哐哐的进食声在院子里回荡。多年以后再看见野地里的旧陶缸，我总会先想起那个院子，想起父亲的马车和母亲忙碌的背影。

　　在我的记忆中，益母草是最温柔的草木。它秆子挺直，叶片细碎，夏天开淡粉色小花。那时母亲常吃益母丸，圆圆的药盒外裹着白蜡。药吃完，空盒子就成了我们的玩具。我们甚至偷偷掰一点黑褐色的药丸尝，入口微苦，过后竟有一点回甘。

　　小的时候，不懂母亲为何总在吃药，也读不出她的辛劳。后来才明白，记忆中那株不起眼的益母草，早已和母亲的身影叠在一起。草木本无言，人却会在多年以后，从一片叶、一朵花里，重新读懂亲人。

　　荒坡上还有老鹳草，村里人叫“老牛爬山”。细软的茎蔓沿着地面伸展，果荚像细长的鸟嘴。放牛割草的间隙，我们蹲在地上拉扯它，嘴里念着“老牛爬山”，看那“鸟嘴”一点点卷起来。村里老人有时还会采它煮水泡脚。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生活用法，我们从小耳濡目染，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最让孩子惦记的，还是能入口的草木。地梢瓜，我们叫老瓜瓢。春夏时藤蔓贴地铺开，细碎的白花谢后，结出纺锤形嫩果。摘下嫩果，断口会渗出乳白色汁液，剥开外皮，果肉绵软清甜。当时村里没有小卖部，买东西要去邻村的供销社，我和五姐、海霞、玉秀便常跑到西拉木伦河边的沙坡上寻老瓜瓢。找到一枚就迫不及待剥开吃，有时吃得舌尖发麻，还舍不得停。

　　秋风一凉，老瓜瓢的外皮干枯开裂，白绒裹着细小的种子，被风一吹，满坡飞散。童年时只顾着追那些白絮，并不知道一枚小小的野果也有自己的四季：发芽、开花、结果，再把种子交给风。

　　苘麻长在田埂边，它的嫩果我们叫麻果，圆圆的，像一个小石磨。还有一种细长叶子的线麻，也浑身是用处。父亲把麻秆放进南大坑的水塘里浸泡，待麻皮松脱后剥下来晾干，再搓成麻绳。冬天，母亲坐在炕上拽麻绳、纳鞋底，哧溜哧溜的声音，一响就是半宿。她还用麻籽磨浆做麻籽豆腐，炖白菜，别提多香了。

　　黄花草木犀开花时，条田沟边一片明亮，乡里人叫它“好汉拔”。家里的西门塔尔牛爱吃它和山黑豆。盛夏割草，汗水顺着脸往下淌，一阵风穿过草丛，清气扑过来，人也跟着松快些。有一次我俯身挥镰，草里突然飞起一只黄啾啾，窝里卧着几枚鸟蛋，我们找来细软的草将鸟蛋围拢，静静等待雏鸟破壳。

　　年少时身在其中，只觉得这些草木遍地都是，太寻常。嘴馋了摘果子，好玩就折枝条，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它们别离。后来我到小城生活，乡间的路远了，草木也像退到了记忆深处。

　　这一次回来，路还是那条路，田埂还在，风从西拉木伦河方向吹来。那些草木像不认识我似的照旧摇曳，可我却认得它们。

　　我忽然明白，所谓乡野本草，不只写在书页里。它也写在父亲的镰刀上、母亲的陶缸里，写在孩子们沾满草汁的手上，写在一代代乡人的日常里。风吹过来，草叶簌簌作响。它们从未离开，只等一个走远的人，再沿着旧路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