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以厚德载物，将万物拥于怀中。即使相隔千年万年，当地层打开，便呈现一个斑斓的世界。

　　用一把手铲叩问文明沃土的考古人，不断解锁着古代文明的密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追寻着信而有征的中华历史和灿烂文化。

　　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曾用六个字概括红山文化：坛庙冢，玉龙凤。“这六个字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六种因素。”

　　而红山文化，就是以其玉器传统、礼制建筑闻名中外。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团队自2024年4月开始，历时近4个月的挖掘，在赤峰市敖汉旗完整揭露一座积石冢、一次性出土玉石器百余件，是又一次有力的佐证。

　　金秋，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刻有“碧玉龙出土地”的石碑掩映在一片文冠树林之中。蜚声中外的“中华第一龙”便是由此乘风而起。它梭目如炬，颈背上似鬣毛，飘然若举，有凌空之势。

　　与碧玉龙“同出一门”，由于最初具体出土地的不确定而招来广泛争议的黄玉龙，如今是翁牛特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国祥认为：黄玉龙形器选料上乘，雕工精细，神态飘逸，具有明显红山文化的玉器形制及工艺特征，应为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堪称国宝。

　　在2024年这次发掘出土的玉器中，发现了与凌家滩文化玉冠饰相类似的器物。郭大顺先生曾介绍说，“在安徽凌家滩也发现过龙凤合体的玉器，是一件玉璜，璜的两端，一端为龙头，一端为凤鸟头，器形比较简单，龙头和凤头也比较简单。”

　　而早在牛河梁出土的龙凤玉佩，是两个高度神化的动物，在一个长仅10厘米，宽不到8厘米的板状玉器上表现出来。“龙凤都突出头部，简化身尾。凤的冠、目、咏，龙的角、目、鼻、嘴都很清晰。而它们蜷曲的身尾特别短，对靠在一起。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思维、艺术手法的超前程度，而龙凤呈祥的文化理念也绵延至今。”赤峰学院副院长孙永刚说。

　　红山玉器与凌家滩玉器的惊人相似，体现了“古国”间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

　　在陶器方面，红山文化的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现的。

　　考古学家认为，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是吸纳了黄河流域彩陶因素，但又保持了自身的特点。

　　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出土的黑彩红陶筒形罐，红色陶体之上，绘制的黑色纹饰，有来自中亚一带的菱形方格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和红山文化本土的龙鳞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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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秉琦先生曾说过，这是5000年前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这里交流汇聚的典型例证。”孙永刚说，“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的圜底釜，明显带有后岗一期文化特征，简直就像后岗人抱着他们的家伙什来到红山地区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认为，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影响应当是相互的，是双向的。“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曾出土一片钩旋纹彩陶，纹样风格与仰韶文化彩陶区别明显，有可能是直接由红山文化传入的原创彩陶。”

　　红山彩陶还有一种无底筒形器，多发现于墓葬和祭祀遗址。有学者认为，陶筒形器承载了农业发达、人丁兴旺、生命绵延的特殊使命，为敬天保民思想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还有，在史前文化诸物质文化因素中，人的形象占首要位置，关注度也最高，世界各国的考古发现历来如此。“造像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出土器物。”孙永刚说。

　　郭大顺先生最难忘与“女神”相见的情景，认为女神像是高度写实的，应该是被神化的祖先偶像。女神像“是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使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了用黄土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同样，敖汉史前文化博物馆珍藏的“中华祖神”，通高55厘米，上身挺直，盘腿坐姿，右手搭握于左手腕部，体态端正，神态肃穆，头戴冠帽，双眼圆睁，嘴巴圆张，显然是在发号施令又或者在吟诵着什么。

　　“这是王巫的形象。遗址里有为陶人专门建造的房间，说明他身份尊贵。陶人戴冠并有帽正，这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敖汉史前文化博物馆原馆长田彦国说。

　　郭大顺先生当年在得知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了一件陶人时，认为这件人物塑像是神还是巫，需要再研究。“这是红山文化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而且涉及整个上古史，非常重要。”

　　几十年的发掘及研究，红山文化面世的文物重器比比皆是。几乎所有文物，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明信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性、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烙印，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气脉”。

　　红山文化奠定的龙图腾、玉为尊的文化传统，形成的天人合一、尊祖崇宇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绵延不断，亘古亘今。